晚清文物市场上的早期书画名迹

    由于大量的古代书画名迹已经在清代初期和中期进入内府，晚清已经没有清初那样的大书画收藏家。1860年9月，英法联军侵入北京，圆明园被抢掠焚毁，一些内府收藏流入市场。圆明园被焚毁抢掠后，清廷曾设法追缴，并追回一部分丢失的文物。但是，从后来还不断有内府藏书画出现在厂肆来看，很多东西并未追回。官员收藏家见到这些文物时，也并没有要求卖家缴回内府。此后数年，圆明园流出的书画不时在市场上出现。1863年四月初三日，翁同龢在日记中写道：

    博古斋送来唐人写《法华经卷》，自十八至二十凡三卷，共十五纸三百三十行，字法遒紧，下开赵、董，有项子京印记，孙氏艳秋阁物也，索直不多，拟亟收之，真如窭人获宝矣。于博古斋得见颜鲁公告身墨迹，前有高宗御识(藏经纸)，后米友仁、蔡襄观款，董其昌跋，徐知白诗，皆如阮文达《石渠随笔》所载。又右军《游目帖》，仅有徐知白两跋，亦有御题数诗，小楷。此迹疑是双钩本，徐跋称其纸真晋时麻笺，如薄金叶，索索有声，未敢尽凭。颜书古淡，洵是奇物，前在孙松坪处一见之。两卷索价五百，皆庚申年淀园被兵流落人间者也。

    顾文彬1872年11月28日日记：“接廿五日家信，知赵松坡持来褚摹《兰亭》墨迹卷、唐人写《郁单越经》卷，永仓徐仰屺所藏，索价三千金，骏叔开口即还六百金。余复信嘱其不论价值，以成为度，未知有缘得此否也。”十二月初二日日记：“知褚《兰亭》及唐人写经以六百十四金得之，为之狂喜。”

    王羲之的《游目帖》和颜真卿的《告身帖》这两卷加在一起在1863年文物商才索价五百两。此时太平天国战乱尚未结束，文物市场的行情自然会受到影响。

    需要指出的是，晚清人在古董交易中所开之价(即索价)往往和实际成交价差别很大，成交价低于开价的三分之一、一半甚至一半以上是经常的事。

    一些五代宋元画作也出现在翁同龢等人的日记中，如董源的《寒林重汀图》、北宋燕文贵的画卷、宋徽宗摹张萱的《捣练图》、宋徽宗绢本山水卷、惠崇的《江南春》、南宋刘松年的青绿山水、宋元画册页、范宽、黄公望、倪瓒的画卷等。翁同龢1871年11月23日日记写道：

    一日无事，展观石谷画图，忽思厂游，径往，日落矣，携《东方朔画赞》两册(国初拓)、《张猛龙碑》、《宋元人画集锦册》归。宋元册极有精神，决知非苏州片，索值卅金，拟得之矣。

    一个《宋元人画集锦册》索三十两银子，大约二十余两就能拿下。宋徽宗绢本山水卷，在1879年的苏州大约卖一百五十两银子(顾文彬《过云楼日记》，1879年3月29日：“少仲借听枫山馆招集真率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