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莹

    2002年12月12日，父亲走了，带着对生活的眷恋和些许的遗憾走了。

    父亲走的那天正值隆冬。前来与他告别的人很多，有“一二·九”时期的老同学，平西、平北根据地时期的老战友，青年团工委时期的老同事，新中国成立后他所工作过的铁道部、北京大学、航天工业部以及全国政协的老战友、新老领导。许多重要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对父亲的离去，也表示了深切的慰问。

    “我不相信他们搞的这一套是马克思主义的”

    父亲的革命生涯不算短，1933年参加革命，经历过著名的“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到过延安，又在平西、平北抗日根据地进行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在共青团、铁道部、北京大学、航天部、全国政协工作过。父亲的职位不算高，新中国成立初期当过铁道部副部长，后来曾任全国政协第六届和第七届常委。但是，1966年5月25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7人的一张大字报《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和此后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 我的一张大字报》的发表，引发了中国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使得时任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的父亲陆平，一时间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并且使他和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一个历史阶段永远地连在了一起。父亲是知识分子，他的一生有60年在同知识分子打交道，而他在北大的经历，主要是见证了党在一个时期对国内基本矛盾认识上的偏差和对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地位作用的判断上的某种失误。

    作为“文化大革命”首当其冲的一位当事人，父亲对“文革”的感受比一般人要深。在我们孩子的眼里，“文革”前的父亲，年轻，有知识，有文化。他任铁道部副部长的时候只有40岁，意气风发，敢作敢为。父亲的不少老同学、老同事因为他从“一二·九”运动时就表现出的在重大问题上敢于直言的性格，而呼他为“大炮”。但是，“文革”以后，父亲变得更善于理解别人的痛苦。他对重大问题不轻易表态，每每帶着我们去看望的人，也大多是身不在重位、命运也不尽顺利的老同志。对于“文革”，特别是“文革”中的揪斗、吊打，父亲几乎从不提起，家人也尽量回避这个话题，因为任何一个细小的话题都可能触发大家的伤感往事。

    1969年，父亲被下放到江西鲤鱼洲北大农场监管劳动，学校的教职员工和劳改队的“走资派”“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等，都被下放到这里。那时，父亲已经是近60岁的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