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远志 周海滨

    “我从认识我父亲到我父亲去世，一共有4年3个月16天。但其实我们真正在一起相处的时间不到一年，真是太少了太少了。”在一段长长的沉默之后，任远志微微抬起头，略显湿润的眼眸投向了家中柜子上一个印有任弼时头像的陶瓷盘上。

    那天，79岁的任远志和老伴白世藻在家中看电视，场面温馨，但白老不停地吸着烟，说自己曾是癌症患者，是小学语文课本《一个粗瓷大碗》以及《朱德的扁担》的作者，是抗美援朝的随军记者，是唯一走进司令部拍照的记者。白世藻是著名的中医教授，其退休后，不时有国内或者国外的求医者慕名而来。

    “粗瓷大碗”的主人赵一曼是任远志的舅妈。赵一曼当年留下来的粗瓷大碗就陈列在任远志的工作单位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而怀念赵一曼的文章，也是由任远志的丈夫写的。或许，这就是冥冥中亲情的牵绊。

    “我是摔糊涂了，以前的事都记不住了。”任远志在回忆父亲任弼时的时候，经常重复着这句话。在父女相处的4年3个月16天里，尽管只留下了点滴的记忆，但对当年和父亲在一起的快乐时光，任远志记忆犹新。

    从“任培国”改名“任弼时”

    任弼时的婚姻始于家庭之约。“1897年，爷爷的结发妻子陈氏不幸病故。不久，爷爷续娶了我的奶奶朱氏。爷爷与前妻感情很好。续弦时，他与陈家相约，下一代人一定与陈家再续姻亲。”

    1904年，任弼时一出生就与年长一岁多的陈琮英结下娃娃亲。任弼时11岁时，考入省城长沙的湖南第一师范附属小学，其间任家的经济状况越来越差，陈琮英便靠织袜子接济任弼时。“母亲陈琮英自幼丧母，因外祖父常年在外教书，她从小即随兄嫂生活，12岁便进入长沙北门外一家织袜作坊当童工。”

    1920年8月，任弼时被毛泽东、何叔衡等人筹组的长沙“俄罗斯研究会”派往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俄文，做赴苏联勤工俭学的准备。这一年，陈琮英已满18岁，送上了两双亲手织的棉纱袜子后，一别就是6年。

    1921年春，17岁的任弼时与其他一行人藏好组织介绍信，进行了职业化装，从上海吴淞口登轮启程，经长崎抵达海参崴(俄罗斯称符拉迪沃斯托克)。正值天寒地冻，来自南方的任弼时没有带足御寒衣物，患了感冒，还发了烧。此时，海参崴一带正流行鼠疫，海关检查随之严格起来。

    一行人决定分组过检，任弼时与萧劲光一组，任弼时扮作去苏联谋生的小理发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