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漱渝

    1985年，我在《鲁迅研究动态》第5期发表过一篇《东有启明，西有长庚—— 鲁迅与周作人失和前后》，后收入拙著《鲁迅史实求真录》，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9月出版。应该说这是研究周氏兄弟失和事件时间最早、资料最全、立论最为持平的一篇，长期为研究者频频引用。近来，因为把鲁迅日记与周作人日记对读，偶有所悟，故续作一篇。虽不能完全用实证方式为这一事件画上句号、作出明确结论，但在前行研究基础上有所推进，故形诸文字，公诸同好。

    为何再议一件无权评述的事件

    应该说，周氏兄弟失和是他们内心的隐痛，双方都不愿意细说或持“不辩解”的态度，也没有任何其他当事人或目击者提供证言。因此，可以将其视为一桩“无头案”。1923年11月，即周氏兄弟失和不久，周作人写了一篇《读报的经验》，收入《读虎集下卷》。此文反对报纸为迎合社会心理而多载风化新闻。他说：“据我想来，除了个人的食息以外，两性的关系是天下最私的事，一切当由自己负责，与第三者了无交涉。即便如何变态，如不构成犯罪，社会上别无顾问之必要，所以记述那种新闻以娱读者，实在与用了性的现象编造笑话同是下流根性。”文中似有弦外之音。此后，周作人还在文章中向社会上表达了一种态度：他十分讨厌局外人关注他的家务事，更憎恶有人对他的家庭风波幸灾乐祸。他认为这类事件只要不贻害社会，就与公众没有任何关系。即使有第三者从旁议论，也当体察而不当裁判。

    既然如此，为什么周氏兄弟的读者还会对这件事予以持久关注并众说纷纭呢？当然不能排除少数人有八卦心态，但大多数人还并非如此不堪。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前驱者，周氏兄弟是领军人物，早已进入公众视野，几无隐私可言。撰写周氏兄弟的传记和年谱都无法回避这一事件。从研究周氏兄弟的创作活动和人生道路的角度，这一事件的影响也无法低估。因为失和之前，周氏兄弟是两个亲密的文化合作者。鲁迅辑校的《会稽郡故书杂集》曾以周作人的名义出版，鲁迅的早期杂文(如《热风·随感录三八》)中也掺入了周作人的文字。周氏兄弟曾有一些合作项目，如翻译日本现代小说，失和之后就令人遗憾地中断了。周作人不但在《自己的园地》第二版中抽掉了评论《阿Q正传》的文章，又从《点滴》一书中抽掉了鲁迅所译的题词，而且陆续写了不少含沙射影攻击鲁迅的隐喻文字。被伤害的鲁迅虽然因此大病一场，吐血不止，直到1936年9月3日临终前不久才写信告诉母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