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昌华

    我本俗人，亦好附庸风雅。甲午年某日酒后，雅兴大发，时年七十的我聊发少年狂，效颦文人骚客，为我八平方大的地下室书房命名为“三壶斋”(茶壶、酒壶、尿壶——因室内无卫生间，故备一尿壶)，恭请丁帆兄题匾。丁兄厚我旋即赐墨。我本承诺请他喝酒，然五年过去，这笔“感恩”酒账一直挂着。庚子春日，丁兄驰函，旧事重提。云喝酒就免了，但命我写一篇有关文人与酒的短文以资抵债。欠账要还，天经地义，况理亏者在我，为了践诺，遂作此文，权当钱贷两讫，清零作结。

    董健

    我告退编席后，常有文酒诗会，与众不同的是我有三位固定的酒友：文学评论家董健，编辑同道徐兆淮和文友苏支超。另有“三固定”：酒馆固定，在董先生家巷口的“江南第一泉”酒家;火车厢座位固定，我们三人坐的位置或有变化，但董先生必定是依墙面北而坐，他是长者，当坐“上座”;点菜是老苏的专利，其实每次叫的菜也是固定的，以蔬为主，臭干炒芦蒿、盐水鸭什么的，一盘臭鳜鱼是绝不可少的，这闻起来臭吃起来香的家伙是我们的共爱;主食是饺子，因董先生是山东人，喜面食。这样的酒会，每隔两三个月一次，四人轮流做东，酒由做东者自备。说起酒量就让人见笑了，我们都不是酒仙，大家的量都彼此彼此，一瓶白酒上桌，兴致高的时候，能喝个瓶底朝天，无情绪的那天，还得把剩下的二两拎回去。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说白了全是借酒会打发无聊，借酒说开心话罢了。我们的话题很广，没有中心，什么古今中外天南海北人文地理岁月河山，无所不包。清淡如晋人足矣，浊酒以汉书下之，何等快慰。

    戊戌岁暮一次聚会，为了取乐，我出了个点子，请大家各说一件“好玩”的事。此言一出，老苏令我示范。我说20世纪80年代出版社同人老茅(茅以升堂弟)，办完退休手续那天，到编辑室向大家道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