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由保安迁到延安，当时延安全城只有2000余人，“饭铺只有四五家，使用着木头挖成的碟子，弯的树枝做成的筷子;商店没有招牌，买错了东西很难找到原家去换，因为它们有着同样肮脏同样破旧的面貌。”全城肮脏拥挤，厕所尤其原始。丁玲纪实小说《医院中》记述了这样的细节：“老鼠就在天花板上面窜来窜去啃浆糊吃。一次，隔壁房里竟有一只老鼠从上面掉下来，砸在正在睡觉的傅莱大夫的脸上。”

    于光远到达延安首夜大战跳蚤，落荒逃出房间，抱被睡在场院几根原木上。原《人民日报》社长胡绩伟也记述了终生难忘的大战臭虫：“我一个人睡在一个旧窑洞里，臭虫多得可怕，一排排一串串地从各种缝隙中爬出来，结队进攻，真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令人毛骨悚然的怪事。开初我用手指抹杀，以后用手掌抹杀，弄得满手臭黄水，还是杀不完。好在我随身带了针线，赶快把自己带来的床单缝成一个口袋， 把身体装在里面，尽管这样，还是辗转反侧，到天快亮时才迷糊了一小会儿。起床一看，床单上血迹斑斑。”

    在延安，人人都穿制服，冬天发一套棉衣裤棉鞋帽，夏天只发一套单衣。衬衣衬裤一开始是不发的(后来每年发衬衣一件、短裤一条)，闹出不少笑话。田家英夏天下延河洗澡，来了一群女性洗衣，他在河里起不来，因为唯一那条裤衩刚刚洗过晒在河滩上。

    延安中国女子大学只发两季衣裳：夏天一身单军装，冬天一身棉军服，当中没有换季的衣服，手巧的学员把棉花取出变成了夹衣。谁如果带来多余的衣服，会无私地送给缺衣的同学。一旦得知某位学员要奉命到大后方工作，来自大城市的女学员会立刻捧出来时穿的旗袍、大衣，供她挑选。

    陕北公学、抗大的学员七八人挤睡窑洞土坑，只铺一层茅草，挤得连翻身都困难。女子大学学生的卧位只有一尺半宽，起夜回来常常发现没了位置，要拱进去慢慢挤几下才能“收复失地”。男性炕位也不过二尺半。蜷身睡习者很快得到纠正—— 直腿挺睡。

    女生早晨照镜子也是麻烦事，得排队，轮到者左顾右盼不愿离去，镜子女主人终于摔镜四分：“咱们还是‘共产吧!”一镜成多镜， 增扩利用率。同时，每人腰间永远挂着一个用罐头盒做的大茶缸，女生用它吃饭喝水、刷牙洗脸，甚至冲脚、洗屁股。

    延安文化人一般得到稿费，多是主动与人共享，或是被朋友们“共产”，独自享用的情况极少。这几乎成了一种约定俗成的“规矩”。延安作家卞之琳回忆：“谁要是从邮局接到重庆、香港以至上海孤岛汇来的一笔稿费，就招呼朋友，三三五五，一分而光。”1938年8月31日，卞之琳到达延安，每月领取2元津贴。最多到街头小吃摊买5分钱一碗的醪糟鸡蛋打牙祭，几分钱买一包花生也会数人共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