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时灯火：礼士胡同

    东四南大街路东的一条胡同，东口在朝内南小街。

    我曾经对萧乾说起，我出生在东四礼士胡同，萧乾当时一个直接的反应，是说：“那是一个有钱人住的胡同。”我知道他幼时居住在东直门“门脸儿”，平民甚至贫民聚居的地带，对贫富差距极敏感，虽历经半世饱览过欧美的富庶生活，也不能改变根深蒂固的判断。以致我都有点后悔向他提起什么礼士胡同。

    那个古称“驴市”的胡同，的确早已一扫几百年前的驴市景象，都说乾隆时候的刘墉(石庵)宅邸就在这里，能想象一个内阁大学士卜居驴市吗？说不定就是从他那时候改叫“礼士”胡同的。

    这条胡同路南路北的住宅，倒是都比较齐整。我家的两重院子，相比是不成格局的，也久未修缮刷浆髹漆，显得破落，这所把着石碑胡同口的住宅，是早年从一个张家大院划出的东南一角，我出生直到我离开，门牌都是“22号旁门”。

    紧靠的石碑胡同，是我所知北京三个石碑胡同之一。确有所谓石碑，竖在胡同南口对面南墙根，一米多高，半埋在土里，上书“泰山石敢当”。这小小石碑不碍事也不惹眼，至今应当还在。短短的石碑胡同，实存而名亡，里面几个门都划归礼士胡同了。我家东墙外，隔着一条石碑胡同，是一家大宅院，后来我听说是陈叔通的弟兄的产业。从我们院里可以望见他们院里一棵蓊郁的大树的伞盖。不记得是姐姐还是哥哥，曾经指着那棵樹顶的枝枝杈杈，说像一个“好”字，我幼小的心里就记住这一命名：“好字树”。

    也是后来，20世纪的90年代，有一篇文章说，张自忠将军在卢沟桥事变中古城失守后，曾在礼士胡同某家宅院里隐蔽数日才南下的。那也当在我家以东，是我不大走过的。

    我上学往西行，除了大门小门大院小院以外，总要经过两处日本人占住的地方。南面有个平常开着门，亮出一片草坪的大院，楼房隐在后面，很少见人出入，绿草修剪得平平的，门柱上挂着的牌子上写着“天理教”。我至今不知道“天理教”在日本是个什么教派，更不知道它是干什么的，没听说来传教，那又到中国来干什么？

    快到西口路北，有个小院，平平常常的，没什么稀罕，稀罕的是一溜南屋临街的外墙，故意用“洋灰”糊得坑坑洼洼、麻麻黦黦的，星星点点嵌着一些巴掌大的蚌壳，太阳一照，闪耀着肉色的光。这里走出走进的是年轻的日本女人，都穿着一身花的和服，白袜子，木屐。门开时，看这个院落比胡同低矮，门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