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溯历史与“名从主人”

    中国独一无二的民族识别，除了灵活运用斯大林提出的四个特征，还需要对民族历史、族源、信仰、民族名称等进行追溯和研究。民族历史作为识别依据，最突出的例子便是费孝通对贵州穿青人的识别。

    费孝通193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研究生院社会学人类学系，后在英国师从马林诺斯基完成博士学业。1935年，费孝通偕同新婚妻子王同惠深入广西大瑶山进行民族调查，因在瑶山迷路，王同惠身亡，费孝通受伤。遭受如此打击，费孝通仍坚持走遍了中国广大的民族地区。1950年费孝通率中央民族访问团到贵州时，了解到贵州自报民族30多个，其中有10多个在语言和生活方式上与汉族基本相同，但要求获批少数民族身份。这10多个自报民族中，人数最多的就是居住在贵州西北部的穿青人，约有20多万人。1955年，为了弄清楚他们到底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中央民委派时任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的费孝通、教授王静如和讲师宋蜀华等到贵州进行了实地调查。

    穿青人认为自己是少数民族的一个主要理由是，他们过去使用一种和当地汉人不同的语言，叫“老辈子话”。费孝通等人的工作，自然首先从语言调查分析入手，结果发现只有少数人会说“老辈子话”，这种语言实际是汉语的一种方言，它确实和贵州通行的汉语不同，但和江西、湖北、湖南早期通行的汉语方言有渊源。

    不过，“老辈子话”属于汉语方言，并不能就此断定穿青人是汉族的一部分，因为使用汉语的并不一定就是汉族。于是，费孝通等研究了穿青人在贵州地区的历史。原来，明代朱元璋派遣军队南征元朝在云南的残余势力时，经过贵州，随后在贵州的许多据点屯田驻军。从那时起就有许多从内地迁入贵州的移民，其中有一部分是在江西被强迫随军服役而迁来的汉人。这些汉人社会身份低，不得不给当地彝族当佃户，受剥削，但他们的经济文化也没有被彝族同化，后来多定居在乡间。和这批移民差不多同时或更晚，又不断有外来做官或经商的汉人在此地落籍，他们大多住在城镇街场，经济、政治条件相对优越。如此，这个地区就有了两部分汉人，早期迁来的被称为“穿青”，后者被称为“穿蓝”，而当地少数民族则叫穿青人为“穷汉人”“当里民的汉人”等。新中国成立前，两者彼此对立，“穿蓝”看不起曾是彝族佃户的“穿青”。

    历史事实证明，穿青人原是汉人的一部分，进入贵州后也没有和汉族隔离，没有独立发展成一个民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