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经济时代的穿衣往事
布票,布匹,供销社,布荒与“借裤子”的尴尬,八仙过海显神通,“臭美妞”与“臭美事”,吵架风波,只此一家的买卖散了

[编者按:在这篇文章中,历史学者金雁回忆了20世纪60年代—70年代间的“穿衣”往事。在她的童年和青春期,“袜楦子”“布票”“供销社”“的确良”是再常见不过的名词,而对于如今常“剁手”的年轻人来说,它们却分外陌生。]
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的短缺经济时代,居民穿戴所需的纺织品供应极其贫乏,棉花制品是最主要的来源,且供小于求的局面一直无法得到改善。国家以发放票证、定量供应来限制需求,试图保障供需平衡。对那些不产棉的省份来说,每人每年一丈二的布票就是全部的可支配用量,不用细算,捉襟见肘的状况可想而知。布荒与“借裤子”的尴尬
棉花制品的好处是吸汗、抗静电、手感舒适、透气性好,但牢固性差实在是无法弥补的一大缺憾。平常人家每年冬天缝制的新棉衣,到了春天掏出棉花洗一水,作为夹衣穿到五月份,再扯去里子当作单衣,如此能撑到缝新棉衣的时候就不错了,换作淘气的男孩子,这一身衣服早烂成梭梭布条了。我们都处在长身体的年龄,棉布衣物显得格外“不禁穿”。
我因为跳猴皮筋和打乒乓球,再加上拾柴火做饭,活动量比较大,一年穿破两条裤子、四双带襻的黑条绒鞋和一双球鞋是常有的事,以至于妈妈赌气地说,一定要给我打一双“铁鞋”才行。至于穿露脚指头的袜子更是“比常态还常态”。很多人家都有一种叫“袜楦子”的东西,是一个木制的脚型,补袜子的时候套进去,便于缝补。
那时我们判断棉布质量的标准只凭一条,就是“结实”程度,基本上没有“美观”的空间,从来都是“实用压倒审美”。况且1949年以后新的审美取向是臃肿而没有腰身的“延安化”,膝盖和肩膀上带补丁被认为是艰苦朴素以及向劳动人民看齐的“双美”体现。最夸张的时候,我的一条裤子上打了十多个补丁。当时在洗得發白的裤子膝盖部位打一对补丁的时髦程度,不亚于现在的破洞牛仔裤。为了提高耐穿度,在新衣服上提前打补丁也是常有的事。
记得1967年我13岁时,一起玩耍的小伙伴大多数只有一条裤子,我稍微好一些,也不过是枕头旁多一条换洗的而已。有一次同院的一个姑娘想到池塘里洗裤子,找我借裤子穿,等她自己的晾干了再还给我。在要好的同性朋友中借穿和换穿衣服是常有的事,但是那天就在我刚脱下裤子,只穿着勉强能遮住臀部的破烂小裤衩,正准备把裤子递给等在门口的小伙伴时,就听到她大喊:“裤子,裤子,快穿上!”我在屋里不耐烦地回答:“催什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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