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毕业的那一年，她四处朝人炫耀，说：“我们家依依终于可以去外企，做白领挣高薪了。”亲朋好友们听了皆羡慕，说：“是啊，你的后半生，总算有了依靠。”她眯眼笑听着，脸上的骄傲，像敷了劣质的粉，被那恣意的笑一震，扑扑地，全都掉落下来。

    她这样笑着的时候，我正在北京，历经着艰难的抉择。周围的同学，皆通过这样那样的关系，留在了北京，而我，拿着厚厚的简历，却始终寻不到合适的工作。

    两个月后，我收到一笔2000元的稿费，这张稿费单让我终于下定决心，将写作的梦想，义无反顾地坚持下去。

    我很快地在北京租了一间地下室，日间读书，晚上写作。稿费来得并不是那么及时，很多时候，付完房租和水电费，就只剩下几张勉强吃饭的钞票。这样的窘困，当然不会给她寄额外的钱，尽管，我知道她需要的，不是钱，而是收到钱时，可以一路喜滋滋地去邮局的虚荣。

    她常常会打电话来，问我外企工作的情况。这样的问题，对于擅长虚构故事的我，几乎是小菜一碟。我会详细地向她描述我的办公室，烤漆讲究的红木办公桌，价值一万元的台式液晶屏幕电脑，累的时候，可以去摆满小雏菊的阳台上，站立片刻，从20层上俯视大气的北京城；而我的老板，对我则格外地器重，或许过不了多久，就能将我重用提拔……

    她在那端喜滋滋听着，连水壶开了的啸叫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