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我打小就“拳打脚踢”地酷爱。那时候我忙活着哪：演话剧、朗诵、吹笛子、打扬琴、拉手风琴、跳舞、唱歌。学校里演出六个节目，我能上四回台，弄得在学校当老师的爸爸看着我直犯糊涂，说：“你算干吗的？”

    可是直到说上相声，我总感觉没有出头之日。我总结经验：不是我不行，是我没遇见贵人。

    我有贵人相助的艺术人生，是从与师胜杰一起说相声开始的。打那时起，人生命运的天平就一直往我这边倾斜：马季选我进了北京，李文华屈尊与我合作，春节联欢晚会挑我当了个“始作俑者”，唐杰忠接班李文华跟我搭档……反正，特顺。但是1986年发生了一件事，这件事不只是上天对我的眷顾，更是老天爷“护犊子”般地对我偏心眼儿。

    那一年，我认识了大作家谌容。她的《人到中年》把多少读者看得痛哭流涕。没想到谌容老师对我说：“我还有能逗得你死去活来的小说呢!”于是，我读了她的《减去十岁》。嘿，那绝对是篇相声结构的小说。

    我去谌容老师家是和陈佩斯一起去的。我们相约一起向大作家取经，谈谈喜剧，争取捞点儿“干货”回来搞创作。听说我们两个要去，谌容的两个儿子早早就到妈妈家等我们。打一进门，我和陈佩斯想向大作家“取经”的伟大计划就泡了汤。在基层单位工会搞宣传的谌容的小儿子太喜欢陈佩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