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音在汉字语义通达中作用的研究述评(3)
陈宝国和彭聃龄等(陈宝国,彭聃龄,2001;陈宝国,王立新,彭聃龄,2003)的实验范式却是不利于语音加工的。在基于语义的范畴判断任务中,除非语音中介通达语义存在,否则,同音启动词的启动作用无法在这种的实验任务中体现出来。在基于语音的范畴判断任务中,同音启动时,由于前后词的语音相同,被试在做“否”反应时会受到干扰。这正是造成在基于语音的范畴判断实验中,高频同音词反而出现一定量负启动效应的原因。
语义归类法范式中,范畴词的意义范围是一个需要控制的混杂因素,因为较窄的意义范围会导致目标字的预激活(Jared & Seidenberg,1991)。Chua(1999)用下定义的方法作为语义类别,很可能会使语义类别过窄而预激活目标字。另外,Wydell等(1993)的研究中所选用的意义范围也是相当窄的,这很难保证目标词不被预激活了。
语音中介启动范式中,一些学者用同音字对目标字的启动效应作为音-义通路存在的证据(Tan &Perfetti,1997;Zhou & Wilson-William,1999),但Taft,Graan(1998)认为,在实时加工过程中究竟是哪条通路起主要作用,语音中介启动范式并不能做出检验。另外,汉语中语义相关词之间有时能组成双字词,如“终”与它的同义词“止”合在一起就组成合成词“终止”。因此,在没有控制语义启动字与目标字能形成双字词的前提下,语音中介启动研究中发现的同音启动效应,也可以用双字词语音表征的联结来解释。在Zhou和Marslen-Wilson W(1999)的实验所选择的材料中,很多语义启动字与目标字之间能组成双字词,组成双字词的两个字经常一起出现,两者之间会有较强的联结(Tan,Hoosain &Siok,1996),也许是由于双字词语音表征的联结,造成了该实验中同音字的启动效应。
移动窗口范式中,黄健辉和陈烜之(2000)认为,如果形-音-义通路是通达语义的主要途径,则同音字替代的情况下阅读时不应该会出现干扰作用。但这种假设是武断的,否则人们如何得到同音字本身的意义?这也有悖于语音转录假设的内涵。同时,武宁宁等(1998)发现的同音字引导错误恢复的能力强于形似字现象,并不能作为形-音-义通路存在的证据,因为该现象是基于后语义的(关键字后的几个字中才表现出来)。
如果语音的作用存在发展转换,则字形的作用也应该存在发展转换,即在宋华等(1995)的校对任务中,对形似错字的判断能力应随着年龄与能力的提高而增强,但她们并没有发现形似校对成绩在年级间与能力间的差别。同时,如果低年级学生需要通过语音中介才能通达语义,则语音激活应该早于语义激活,但彭聃龄等(1985)和周晓林等(1998)却没有发现小学生被试在语音和语义激活时间进程上的差别。
6 结合汉字特点进行研究的思路
无论是比较语音语义的时间进程,还是同音字效应的研究,均是一种非证伪主义的思路。比较语音语义激活的时间进程,即使得到语音激活早于语义激活的结论,也并不能证明语音必然是语义的中介。同音字效应的实验中,即使得到明确的同音字效应,也并不意味着形-音-义通路是获取语义的唯一通路或主导通路,因为它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形-音通路与形-音-义通路同时存在,同音字本身的语义通过形-义通路得到且早于形-音-义通路。
未来的研究中,除了借鉴拼音文字的研究范式、方法对汉语文字进行研究外,应当立足于汉字本身的特点,从这些特点出发找出新思路。比如,汉字的特点之一是含有声旁,声旁的发音与整字的发音可能一致也可能不一致,声旁的发音能够影响整字的发音。如杨珲,彭聃龄,Perfetti,谭力海(2000)的实验发现,整字频率低而声旁频率高的不规则形声字,整字的同音启动效应直到143ms才表现出来,也就是说,整字的语音通达受到声旁的干扰而延迟。进一步的问题是:受到声旁干扰的整字的语义通达是否也被延迟呢?如果整字的语义通达也因为整字的语音通达的延迟而延迟,则说明语音对语义通达有重要作用,反之,如果整字语音通达延迟了而语义通达并未延迟,则说明语音和语义是相互独立的。顺着这些思路,结合汉语文字的特点,本研究认为,考察仅影响语音通达的因素对语义通达的影响,或仅影响语义通达的因素对语音通达的影响,以及在切分歧义句子中关键字语音语义激活情况的差别,是一种能直接检验语音语义关系的途径。 (俞林鑫)
语义归类法范式中,范畴词的意义范围是一个需要控制的混杂因素,因为较窄的意义范围会导致目标字的预激活(Jared & Seidenberg,1991)。Chua(1999)用下定义的方法作为语义类别,很可能会使语义类别过窄而预激活目标字。另外,Wydell等(1993)的研究中所选用的意义范围也是相当窄的,这很难保证目标词不被预激活了。
语音中介启动范式中,一些学者用同音字对目标字的启动效应作为音-义通路存在的证据(Tan &Perfetti,1997;Zhou & Wilson-William,1999),但Taft,Graan(1998)认为,在实时加工过程中究竟是哪条通路起主要作用,语音中介启动范式并不能做出检验。另外,汉语中语义相关词之间有时能组成双字词,如“终”与它的同义词“止”合在一起就组成合成词“终止”。因此,在没有控制语义启动字与目标字能形成双字词的前提下,语音中介启动研究中发现的同音启动效应,也可以用双字词语音表征的联结来解释。在Zhou和Marslen-Wilson W(1999)的实验所选择的材料中,很多语义启动字与目标字之间能组成双字词,组成双字词的两个字经常一起出现,两者之间会有较强的联结(Tan,Hoosain &Siok,1996),也许是由于双字词语音表征的联结,造成了该实验中同音字的启动效应。
移动窗口范式中,黄健辉和陈烜之(2000)认为,如果形-音-义通路是通达语义的主要途径,则同音字替代的情况下阅读时不应该会出现干扰作用。但这种假设是武断的,否则人们如何得到同音字本身的意义?这也有悖于语音转录假设的内涵。同时,武宁宁等(1998)发现的同音字引导错误恢复的能力强于形似字现象,并不能作为形-音-义通路存在的证据,因为该现象是基于后语义的(关键字后的几个字中才表现出来)。
如果语音的作用存在发展转换,则字形的作用也应该存在发展转换,即在宋华等(1995)的校对任务中,对形似错字的判断能力应随着年龄与能力的提高而增强,但她们并没有发现形似校对成绩在年级间与能力间的差别。同时,如果低年级学生需要通过语音中介才能通达语义,则语音激活应该早于语义激活,但彭聃龄等(1985)和周晓林等(1998)却没有发现小学生被试在语音和语义激活时间进程上的差别。
6 结合汉字特点进行研究的思路
无论是比较语音语义的时间进程,还是同音字效应的研究,均是一种非证伪主义的思路。比较语音语义激活的时间进程,即使得到语音激活早于语义激活的结论,也并不能证明语音必然是语义的中介。同音字效应的实验中,即使得到明确的同音字效应,也并不意味着形-音-义通路是获取语义的唯一通路或主导通路,因为它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形-音通路与形-音-义通路同时存在,同音字本身的语义通过形-义通路得到且早于形-音-义通路。
未来的研究中,除了借鉴拼音文字的研究范式、方法对汉语文字进行研究外,应当立足于汉字本身的特点,从这些特点出发找出新思路。比如,汉字的特点之一是含有声旁,声旁的发音与整字的发音可能一致也可能不一致,声旁的发音能够影响整字的发音。如杨珲,彭聃龄,Perfetti,谭力海(2000)的实验发现,整字频率低而声旁频率高的不规则形声字,整字的同音启动效应直到143ms才表现出来,也就是说,整字的语音通达受到声旁的干扰而延迟。进一步的问题是:受到声旁干扰的整字的语义通达是否也被延迟呢?如果整字的语义通达也因为整字的语音通达的延迟而延迟,则说明语音对语义通达有重要作用,反之,如果整字语音通达延迟了而语义通达并未延迟,则说明语音和语义是相互独立的。顺着这些思路,结合汉语文字的特点,本研究认为,考察仅影响语音通达的因素对语义通达的影响,或仅影响语义通达的因素对语音通达的影响,以及在切分歧义句子中关键字语音语义激活情况的差别,是一种能直接检验语音语义关系的途径。 (俞林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