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压力与婚姻质量：婚姻承诺和夫妻支持的调节作用(3)
2.3 研究程序
(1)根据研究问题筛选、翻译、修改和确定问卷。
(2)预试。采用方便取样的方式，选取了9对北京市夫妻。在抽样过程中考虑到年龄、婚龄、职业、学历等人口学变量的平衡。要求预试被试随时就表述不清楚的地方提出问题，以保证每一道题目都能被正确理解，并进一步修订问卷。
(3)训练施测者。施测者主要为北京师范大学家庭研究与治疗方向的硕士生和博士生。
(4)正式施测。将两份问卷(包含知情同意书)都装入同一大信封当中，通过直接邀请夫妻来实验室，和去幼儿园、小学、中学等地邀请学生家长参加研究等方式，按照被试的入选标准筛选被试，要求夫妻在拿到了问卷之后首先阅读知情同意书，了解研究的目的和要求。然后签署知情同意书。夫妻二人分别独立完成问卷，完成问卷填写后装入信封后封口并返回研究者。
2.4 数据分析
采用SPSS 17.0进行数据输入与管理，采用SPSS 17.0和Amos 7.0对数据进行分析。
(1)采用验证性因素分析和量表分析，检验测量工具的有效性。
(2)采用配对样本t检验，考察夫妻婚姻压力、婚姻质量、婚姻承诺和夫妻支持的现状与特点。
(3)采用Pearson相关和回归分析，以及主一客体互倚模型方法，探讨婚姻压力、婚姻承诺、夫妻支持与婚姻质量的关系。
3 结果分析
3.1 夫妻在婚姻压力、婚姻质量、婚姻承诺和夫
妻支持感知上的异同
对夫妻在婚姻压力、婚姻质量、婚姻承诺和夫妻支持量表上的得分进行配对样本t检验，以探索丈夫和妻子对婚姻感知的差异；对丈夫和妻子在婚姻压力、婚姻质量、婚姻承诺和夫妻支持量表上的得分进行相关分析来探索丈夫和妻子对感知的相似性。结果如表2所示。
从表2结果可知， (1)从丈夫和妻子在各量表得分均值来看，除了婚姻压力得分( M=21.82，SD=4.93)在总分为64分的婚姻压力量表分中处于偏下水平外，本研究中的夫妻在婚姻质量(M=39.32，SD =6.99)、婚姻承诺(M=151.21， SD=19.08)和夫妻支持量表(M=75.57，SD=16.60)的得分均处于中等偏上水平。 (2)从丈夫和妻子在各量表的得分差异来看，丈夫感知到的婚姻质量和对婚姻的承诺水平要显著高于妻子(p<0.001)。但在夫妻支持量表得分上，丈夫和妻子仅在信息支持分量表上差异显著(p<0.01)，这表明在本研究中妻子感知到丈夫提供的信息支持要显著多于丈夫所感知到妻子提到的信息支持，而丈夫和妻子在对身体舒适、自尊/情感支持和实际支持三个方面的感知上是不存在显著差异的。
3.2 婚姻压力、婚姻质量、婚姻承诺和夫妻支持
的相关分析
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考察婚姻压力、婚姻质量、婚姻承诺和夫妻支持的关系，结果如表3所示。
从表3结果可知： (1)丈夫和妻子双方在婚姻压力、婚姻质量、婚姻承诺和夫妻支持上的得分呈显著正相关(p<0.001)，表明丈夫和妻子对婚姻的感知变化趋势是一致的。 (2)丈夫和妻子在婚姻压力量表上的得分与个体自身及配偶在婚姻质量量表的得分均有显著负相关(p<0.001)。说明丈夫和妻子所感知到的婚姻压力越大，双方感知到婚姻质量越低。 (3)丈夫和妻子在婚姻承诺量表及夫妻支持量表上的得分与个体自身及配偶在婚姻压力量表的得分均有显著地负相关，而与自身及配偶在婚姻质量量表上的得分均有显著地正相关，且均在p <0.001水平上达到了显著，说明丈夫和妻子的婚姻承诺越高，夫妻间支持水平越高，双方的婚姻压力越小，而感知到的婚姻质量越高。
3.3 婚姻压力影响婚姻质量的主客体效应分析
进一步来考查婚姻压力对婚姻质量的影响作用。首先，采用回归分析，分别以丈夫和妻子的数据单独地检验个体所感知到的婚姻压力对自身婚姻质量的影响作用，结果发现，丈夫的婚姻压力对自身婚姻质量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β=-0.36，p<0.001)，妻子的婚姻压力对自身婚姻质量也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β=-0.47，p<0.001)。
其次，将夫妻双方的数据结合起来，采用主一客体互倚模型的思路，用结构方程模型的方法同时考查丈夫、妻子所感知到的婚姻压力对双方婚姻质量的影响作用，数据拟合结果如图1所示。从图l及丈夫模型和妻子模型的拟合指数来看，IFI、NNFI和CFI的值均大于0.90，RMSEA =0.081。IFI、NNFI和CFI大干0.90，说明模型拟合较好，而根据Browne和Cudeck (1993)的标准，RMSEA介于0.08—0.10之间就是一个可接受的范围，这表明个体感知到的婚姻压力对个体自身及配偶婚姻质量的预测作用的拟合比较理想。比较主一客体互倚模型和回归分析的路径系数发现，丈夫和妻子的婚姻压力对其自身婚姻质量的预测系数B从0.361和0.497分别降至0.197和0.456。虽然如此，丈夫和妻子的婚姻压力对自身婚姻质量的预测作用仍在p<0.001水平上达到显著。这表明，即使在控制了配偶的影响之后，婚姻压力仍然可以显著地负向预测自身的婚姻质量。同时，妻子的婚姻压力水平不仅可以显著地负向预测自身的婚姻质量，还可以显著地负向预测丈夫的婚姻质量(p =-0.226，p<0.001)；而丈夫的婚姻压力仅能显著地负向预测自身的婚姻质量，对妻子感知到的婚姻质量无显著预测作用。
3.4 婚姻承诺、夫妻支持在婚姻压力对婚姻质量
影响中的调节作用
3.4.1 婚姻承诺在婚姻压力对婚姻质量影响中的调
节作用
进一步采用分层回归的方法来考查夫妻婚姻承诺在个体婚姻压力对自身及配偶婚姻质量影响中的作用。首先，将丈夫和妻子在婚姻压力、婚姻承诺和婚姻质量量表上的得分去中心化，然后分别以丈夫和妻子的数据单独地检验个体的婚姻承诺在婚姻压力对自身婚姻质量预测中的调节作用，如表4所示；其次，将夫妻双方的数据结合起来，考查婚姻承诺在配偶的婚姻压力对配偶婚姻质量预测中的调节作用，如表5所示。 (侯娟 方晓义)
(1)根据研究问题筛选、翻译、修改和确定问卷。
(2)预试。采用方便取样的方式，选取了9对北京市夫妻。在抽样过程中考虑到年龄、婚龄、职业、学历等人口学变量的平衡。要求预试被试随时就表述不清楚的地方提出问题，以保证每一道题目都能被正确理解，并进一步修订问卷。
(3)训练施测者。施测者主要为北京师范大学家庭研究与治疗方向的硕士生和博士生。
(4)正式施测。将两份问卷(包含知情同意书)都装入同一大信封当中，通过直接邀请夫妻来实验室，和去幼儿园、小学、中学等地邀请学生家长参加研究等方式，按照被试的入选标准筛选被试，要求夫妻在拿到了问卷之后首先阅读知情同意书，了解研究的目的和要求。然后签署知情同意书。夫妻二人分别独立完成问卷，完成问卷填写后装入信封后封口并返回研究者。
2.4 数据分析
采用SPSS 17.0进行数据输入与管理，采用SPSS 17.0和Amos 7.0对数据进行分析。
(1)采用验证性因素分析和量表分析，检验测量工具的有效性。
(2)采用配对样本t检验，考察夫妻婚姻压力、婚姻质量、婚姻承诺和夫妻支持的现状与特点。
(3)采用Pearson相关和回归分析，以及主一客体互倚模型方法，探讨婚姻压力、婚姻承诺、夫妻支持与婚姻质量的关系。
3 结果分析
3.1 夫妻在婚姻压力、婚姻质量、婚姻承诺和夫
妻支持感知上的异同
对夫妻在婚姻压力、婚姻质量、婚姻承诺和夫妻支持量表上的得分进行配对样本t检验，以探索丈夫和妻子对婚姻感知的差异；对丈夫和妻子在婚姻压力、婚姻质量、婚姻承诺和夫妻支持量表上的得分进行相关分析来探索丈夫和妻子对感知的相似性。结果如表2所示。
从表2结果可知， (1)从丈夫和妻子在各量表得分均值来看，除了婚姻压力得分( M=21.82，SD=4.93)在总分为64分的婚姻压力量表分中处于偏下水平外，本研究中的夫妻在婚姻质量(M=39.32，SD =6.99)、婚姻承诺(M=151.21， SD=19.08)和夫妻支持量表(M=75.57，SD=16.60)的得分均处于中等偏上水平。 (2)从丈夫和妻子在各量表的得分差异来看，丈夫感知到的婚姻质量和对婚姻的承诺水平要显著高于妻子(p<0.001)。但在夫妻支持量表得分上，丈夫和妻子仅在信息支持分量表上差异显著(p<0.01)，这表明在本研究中妻子感知到丈夫提供的信息支持要显著多于丈夫所感知到妻子提到的信息支持，而丈夫和妻子在对身体舒适、自尊/情感支持和实际支持三个方面的感知上是不存在显著差异的。
3.2 婚姻压力、婚姻质量、婚姻承诺和夫妻支持
的相关分析
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考察婚姻压力、婚姻质量、婚姻承诺和夫妻支持的关系，结果如表3所示。
从表3结果可知： (1)丈夫和妻子双方在婚姻压力、婚姻质量、婚姻承诺和夫妻支持上的得分呈显著正相关(p<0.001)，表明丈夫和妻子对婚姻的感知变化趋势是一致的。 (2)丈夫和妻子在婚姻压力量表上的得分与个体自身及配偶在婚姻质量量表的得分均有显著负相关(p<0.001)。说明丈夫和妻子所感知到的婚姻压力越大，双方感知到婚姻质量越低。 (3)丈夫和妻子在婚姻承诺量表及夫妻支持量表上的得分与个体自身及配偶在婚姻压力量表的得分均有显著地负相关，而与自身及配偶在婚姻质量量表上的得分均有显著地正相关，且均在p <0.001水平上达到了显著，说明丈夫和妻子的婚姻承诺越高，夫妻间支持水平越高，双方的婚姻压力越小，而感知到的婚姻质量越高。
3.3 婚姻压力影响婚姻质量的主客体效应分析
进一步来考查婚姻压力对婚姻质量的影响作用。首先，采用回归分析，分别以丈夫和妻子的数据单独地检验个体所感知到的婚姻压力对自身婚姻质量的影响作用，结果发现，丈夫的婚姻压力对自身婚姻质量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β=-0.36，p<0.001)，妻子的婚姻压力对自身婚姻质量也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β=-0.47，p<0.001)。
其次，将夫妻双方的数据结合起来，采用主一客体互倚模型的思路，用结构方程模型的方法同时考查丈夫、妻子所感知到的婚姻压力对双方婚姻质量的影响作用，数据拟合结果如图1所示。从图l及丈夫模型和妻子模型的拟合指数来看，IFI、NNFI和CFI的值均大于0.90，RMSEA =0.081。IFI、NNFI和CFI大干0.90，说明模型拟合较好，而根据Browne和Cudeck (1993)的标准，RMSEA介于0.08—0.10之间就是一个可接受的范围，这表明个体感知到的婚姻压力对个体自身及配偶婚姻质量的预测作用的拟合比较理想。比较主一客体互倚模型和回归分析的路径系数发现，丈夫和妻子的婚姻压力对其自身婚姻质量的预测系数B从0.361和0.497分别降至0.197和0.456。虽然如此，丈夫和妻子的婚姻压力对自身婚姻质量的预测作用仍在p<0.001水平上达到显著。这表明，即使在控制了配偶的影响之后，婚姻压力仍然可以显著地负向预测自身的婚姻质量。同时，妻子的婚姻压力水平不仅可以显著地负向预测自身的婚姻质量，还可以显著地负向预测丈夫的婚姻质量(p =-0.226，p<0.001)；而丈夫的婚姻压力仅能显著地负向预测自身的婚姻质量，对妻子感知到的婚姻质量无显著预测作用。
3.4 婚姻承诺、夫妻支持在婚姻压力对婚姻质量
影响中的调节作用
3.4.1 婚姻承诺在婚姻压力对婚姻质量影响中的调
节作用
进一步采用分层回归的方法来考查夫妻婚姻承诺在个体婚姻压力对自身及配偶婚姻质量影响中的作用。首先，将丈夫和妻子在婚姻压力、婚姻承诺和婚姻质量量表上的得分去中心化，然后分别以丈夫和妻子的数据单独地检验个体的婚姻承诺在婚姻压力对自身婚姻质量预测中的调节作用，如表4所示；其次，将夫妻双方的数据结合起来，考查婚姻承诺在配偶的婚姻压力对配偶婚姻质量预测中的调节作用，如表5所示。 (侯娟 方晓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