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自传体记忆的数量特征：时间与依恋风格的影响(3)
总体说，所有被试在全部婚姻阶段中平均每年回忆0.13件事，其中积极事件0.09件，消极事件0.03件。对各阶段年均回忆总量进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发现五阶段差异显著(F=136.20，p<0.01)。其中T1阶段最多，显著高于其他阶段(显著性水平分别都是p<0.01)；T2阶段显著高于T3(p<0.01)；T5阶段显著高于(p<0.01)T4；T3和T4阶段无显著差异(p=0.64)。
对年均积极自传体记忆事件来说，五阶段数量差异显著(F=99.65，p<0.01)。其中T1阶段最多。显著高于其他阶段(显著性水平分别都是p<0.01)：T2阶段显著高于T3(p<0.01)；T5阶段显著高于T4(p<0.01)；rr3和T4阶段无显著差异(p=1.00)。
对年均消极自传体记忆事件来说，五阶段数量差异显著(F=37.16，p<0.01)。其中Tl阶段最多，显著高于其他阶段(显著性水平分别都是p<0.01)；T2阶段显著高于T3(p<0.01)；T3和T4阶段回忆数量无显著差异(p=1.00)。然而，与年均回忆总量和年均积极事件数不同的是，T5阶段的年均消极事件数与T4阶段无显著差异(p=0.46)。
图2和以上分析结果表明，对于总体事件和积极事件，婚姻自传体记忆数量的时间分布均近似u型曲线，即新婚期和近期提取出较多的事件，中间时期的事件提取较少，且新婚期数量多于近期。然而，消极婚姻自传体记忆事件的提取不存在近期效应，其时间分布曲线不符合U型。
3.2情绪效价对自传体记忆数量的影响
总体来讲，平均每个被试回忆5.17件事，其中积极事件3.55件，消极事件1.38件，相关样本t检验发现：积极事件数显著大于消极事件数(t=15.63，p<0.01)。对各婚姻阶段的积极和消极事件数分别进行相关样本t检验，结果发现：T1-T5所有婚姻阶段的积极事件数都显著大于消极事件数(见表2)。以上结果表明：老年人在婚姻自传体记忆的提取中。积极事件多于消极事件，对积极事件存在偏好。
3.3依恋风格对婚姻自传体记忆数量的影响
在控制了被试性别、年龄、受教育水平、家庭收入、健康状况以及婚龄长短的基础上，以自传体记忆回忆数量为因变量，依恋风格为个体间自变量，不同情绪效价为个体内自变量，进行4(依恋风格)×2(情绪效价)重复测量协方差分析。
结果发现，情绪效价与依恋风格的交互作用显著。简单效应检验发现，不同依恋风格之间，老年人回忆的不同情绪效价自传体记忆的数量差异显著：安全型、专注型和冷漠型依恋风格个体回忆的积极事件数显著高于消极事件数(分别为F安全=5.18，p<0.05；F专注=4.35，p<0.05；F冷漠=4.47，p<0.05)，而恐惧型依恋风格个体回忆的积极和消极事件数差异不显著(F冷漠=0.00，p>0.05)(见表3)。
4讨论
4.1老年人婚姻自传体记忆的时间分布
本研究发现老年人提取的总体婚姻自传体记忆和积极事件随时间的分布曲线近似U型，存在新婚效应和近期效应，即新婚期和近期的事件提取较多而中间时期提取的较少。然而，消极自传体记忆的时间分布没有出现近期效应。这些结果部分符合假设一。
积极自传体记忆事件的近似U型分布与一般自传体记忆的时间分布曲线一致，因为被试的平均结婚年龄为25.66±4.19岁，其新婚期正好处于一般自传体记忆时间分布的“怀旧性上涨”时期(10-30岁)(Rubin&Schulkind 1997；Berntsen&Rubin，2002)。本研究认为积极自传体记忆事件的近U型分布曲线与婚姻质量随家庭周期的变化有关：新婚期(T1)，夫妻双方的互动较多且多为积极互动，婚姻质量较高(Burr，1970；Rhyne，1981)，因此，此阶段的积极事件提取较多；而孩子的出现(T2-T4)使夫妻之间相处的时间减少，婚姻质量降低，比如，他们对彼此的注意减少(Ryder，1973)，一起讨论事情、交流想法或进行户外活动的机会减少等(Houseknecht's，1979)，因此，这个时期的事情提取较少；空巢期(T5)的到来则使夫妻原本用于关怀孩子的时间重新投入夫妻关系的改善，发展新的共同兴趣和活动，婚姻质量再次升高(Feeney，Peterson，&Noller，1994)，再加上记忆的近期效应，此阶段的积极事件提取也较多。
然而，消极自传体记忆事件的分布曲线不同于积极事件，即没有出现近期效应。本研究认为这正是老年人“空巢期”婚姻质量提高的表现；另外，老年人存在对积极情绪事件的偏好。因此，本阶段提取的事件以积极事件为主。消极事件就很少。
4.2婚姻自传体记忆的积极偏向-
本研究发现，被试回忆的积极事件总数显著大于消极事件总数：T1-T5各婚姻阶段的积极事件数都显著大于消极事件数。这些结果说明，在婚姻自传体记忆的提取中，老年人对积极事件存在偏好，验证了假设二。以往研究也有类似的发现，例如，Bemtsen和Rubin(2002)发现老年人报告开心自传体事件的数量是悲伤事件的两倍以上：Comblain，D'Argembeau和Van等(2004)的研究要求年轻人和老年人对不同情绪特征的自传体事件进行回忆和评价，结果发现和年轻人相比，老年人对负性自传体事件的记忆和更多的积极情感相关并且情景性更低。也就是说老年人对负性事件的评估更积极。
社会情绪选择理论(Carstensen，Isaacowitz，&Charles，1999)对这一现象做出了合理的解释。该理论认为，对于人的生存来说社会互动是至关重要的，人本质上是有动因的，人的行为是由期待实现的目标所指导并且人有着多重甚至相反的目标。根据此理论，社会目标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与获得知识相关，例如，通过社会交往，人们可以获得知识、掌握社会技能；另一种是与情绪管理相关，例如，寻找生活意义、获得亲密情感等。当时间被知觉为自由无限制时，目标是倾向于第一种的，例如信息收集、体验新奇和扩展知识广度。而当时间被知觉为有限时，情绪目标成为基本的追求，人不再关注未来，而将注意力转向现实体验，追求现实定位目标。此时情绪管理成为核心事件。由于老化带给人们接近生命终点的感受，使得注意力和目标优先权发生了转变。凸显了情绪目标，同时也使相关的行为发生了系统的变化。因此，我们不难理解老年人为什么会出现对积极自传体记忆事件的偏好。
4.3不同依恋风格个体婚姻自传体记忆数量特点
的差异
对老年人自传体记忆数量进行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表明，情绪效价与依恋风格的交互作用显著，即不同依恋风格之间，老年人回忆的不同情绪效价自传体记忆的数量差异显著：安全型、专注型和冷漠型依恋风格个体提取的积极事件均显著多于消极事件，而恐惧型依恋风格个体提取的积极和消极事件数差异不显著。这一结果与假设三部分一致，因为它表明不同依恋风格个体自传体记忆的数量特点不同，然而非安全型的冷漠型、专注型个体都提取更多的积极事件，恐惧型个体的消极事件数没有显著高于积极事件。出现这一结果可能是因为，由于社会目标的转变，老年人对信息的加工普遍存在积极偏向。非安全依恋个体的不安全程度有所下降。以上结果表明依恋风格可能影响婚姻自传体记忆的数量特点。
婚姻自传体记忆的回忆数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个体对自己所处婚姻关系的一般认知：积极回忆越多，感知到的关系越积极，消极回忆越多，感知到的关系越消极；而夫妻依恋风格。涉及到个体对夫妻双方相处模式和关系的认知，对这一过程必然产生重大影响。事实上，已有大量实证研究支持个体的依恋风格会通过其“内部工作模式”(Crittenden，1990；Main，Kaplan，&Cassidy，1985)影响个体对信息，特别是依恋相关信息的加工。因此，老年人婚姻相关自传体记忆的回忆数量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老年人依恋风格的特点。
4.4研究局限性及进一步研究方向
本研究探索了老年人婚姻自传体记忆的数量特点，得到一些基本规律，比如其分布曲线近似U型、依恋风格与情绪效价存在交互作用等。这些结果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老年人的记忆及情绪特点，对指导人们的新婚适应也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然而本研究是横断研究。且被试婚龄大于50年的所占比例较少，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结果的推广性。
本研究对于老年人的婚姻自传体记忆还处于初步探索阶段，只考察了其数量特点，发现依恋风格可能对其产生影响。然而。由于本研究是相关关系研究而没有对变量进行操纵，因此，依恋风格与婚姻自传体记忆的深层关系及婚姻自传体记忆的数量特点与婚姻质量变化的关系等还需进一步探索， (贾孟华 杨小洋 王大华)
对年均积极自传体记忆事件来说，五阶段数量差异显著(F=99.65，p<0.01)。其中T1阶段最多。显著高于其他阶段(显著性水平分别都是p<0.01)：T2阶段显著高于T3(p<0.01)；T5阶段显著高于T4(p<0.01)；rr3和T4阶段无显著差异(p=1.00)。
对年均消极自传体记忆事件来说，五阶段数量差异显著(F=37.16，p<0.01)。其中Tl阶段最多，显著高于其他阶段(显著性水平分别都是p<0.01)；T2阶段显著高于T3(p<0.01)；T3和T4阶段回忆数量无显著差异(p=1.00)。然而，与年均回忆总量和年均积极事件数不同的是，T5阶段的年均消极事件数与T4阶段无显著差异(p=0.46)。
图2和以上分析结果表明，对于总体事件和积极事件，婚姻自传体记忆数量的时间分布均近似u型曲线，即新婚期和近期提取出较多的事件，中间时期的事件提取较少，且新婚期数量多于近期。然而，消极婚姻自传体记忆事件的提取不存在近期效应，其时间分布曲线不符合U型。
3.2情绪效价对自传体记忆数量的影响
总体来讲，平均每个被试回忆5.17件事，其中积极事件3.55件，消极事件1.38件，相关样本t检验发现：积极事件数显著大于消极事件数(t=15.63，p<0.01)。对各婚姻阶段的积极和消极事件数分别进行相关样本t检验，结果发现：T1-T5所有婚姻阶段的积极事件数都显著大于消极事件数(见表2)。以上结果表明：老年人在婚姻自传体记忆的提取中。积极事件多于消极事件，对积极事件存在偏好。
3.3依恋风格对婚姻自传体记忆数量的影响
在控制了被试性别、年龄、受教育水平、家庭收入、健康状况以及婚龄长短的基础上，以自传体记忆回忆数量为因变量，依恋风格为个体间自变量，不同情绪效价为个体内自变量，进行4(依恋风格)×2(情绪效价)重复测量协方差分析。
结果发现，情绪效价与依恋风格的交互作用显著。简单效应检验发现，不同依恋风格之间，老年人回忆的不同情绪效价自传体记忆的数量差异显著：安全型、专注型和冷漠型依恋风格个体回忆的积极事件数显著高于消极事件数(分别为F安全=5.18，p<0.05；F专注=4.35，p<0.05；F冷漠=4.47，p<0.05)，而恐惧型依恋风格个体回忆的积极和消极事件数差异不显著(F冷漠=0.00，p>0.05)(见表3)。
4讨论
4.1老年人婚姻自传体记忆的时间分布
本研究发现老年人提取的总体婚姻自传体记忆和积极事件随时间的分布曲线近似U型，存在新婚效应和近期效应，即新婚期和近期的事件提取较多而中间时期提取的较少。然而，消极自传体记忆的时间分布没有出现近期效应。这些结果部分符合假设一。
积极自传体记忆事件的近似U型分布与一般自传体记忆的时间分布曲线一致，因为被试的平均结婚年龄为25.66±4.19岁，其新婚期正好处于一般自传体记忆时间分布的“怀旧性上涨”时期(10-30岁)(Rubin&Schulkind 1997；Berntsen&Rubin，2002)。本研究认为积极自传体记忆事件的近U型分布曲线与婚姻质量随家庭周期的变化有关：新婚期(T1)，夫妻双方的互动较多且多为积极互动，婚姻质量较高(Burr，1970；Rhyne，1981)，因此，此阶段的积极事件提取较多；而孩子的出现(T2-T4)使夫妻之间相处的时间减少，婚姻质量降低，比如，他们对彼此的注意减少(Ryder，1973)，一起讨论事情、交流想法或进行户外活动的机会减少等(Houseknecht's，1979)，因此，这个时期的事情提取较少；空巢期(T5)的到来则使夫妻原本用于关怀孩子的时间重新投入夫妻关系的改善，发展新的共同兴趣和活动，婚姻质量再次升高(Feeney，Peterson，&Noller，1994)，再加上记忆的近期效应，此阶段的积极事件提取也较多。
然而，消极自传体记忆事件的分布曲线不同于积极事件，即没有出现近期效应。本研究认为这正是老年人“空巢期”婚姻质量提高的表现；另外，老年人存在对积极情绪事件的偏好。因此，本阶段提取的事件以积极事件为主。消极事件就很少。
4.2婚姻自传体记忆的积极偏向-
本研究发现，被试回忆的积极事件总数显著大于消极事件总数：T1-T5各婚姻阶段的积极事件数都显著大于消极事件数。这些结果说明，在婚姻自传体记忆的提取中，老年人对积极事件存在偏好，验证了假设二。以往研究也有类似的发现，例如，Bemtsen和Rubin(2002)发现老年人报告开心自传体事件的数量是悲伤事件的两倍以上：Comblain，D'Argembeau和Van等(2004)的研究要求年轻人和老年人对不同情绪特征的自传体事件进行回忆和评价，结果发现和年轻人相比，老年人对负性自传体事件的记忆和更多的积极情感相关并且情景性更低。也就是说老年人对负性事件的评估更积极。
社会情绪选择理论(Carstensen，Isaacowitz，&Charles，1999)对这一现象做出了合理的解释。该理论认为，对于人的生存来说社会互动是至关重要的，人本质上是有动因的，人的行为是由期待实现的目标所指导并且人有着多重甚至相反的目标。根据此理论，社会目标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与获得知识相关，例如，通过社会交往，人们可以获得知识、掌握社会技能；另一种是与情绪管理相关，例如，寻找生活意义、获得亲密情感等。当时间被知觉为自由无限制时，目标是倾向于第一种的，例如信息收集、体验新奇和扩展知识广度。而当时间被知觉为有限时，情绪目标成为基本的追求，人不再关注未来，而将注意力转向现实体验，追求现实定位目标。此时情绪管理成为核心事件。由于老化带给人们接近生命终点的感受，使得注意力和目标优先权发生了转变。凸显了情绪目标，同时也使相关的行为发生了系统的变化。因此，我们不难理解老年人为什么会出现对积极自传体记忆事件的偏好。
4.3不同依恋风格个体婚姻自传体记忆数量特点
的差异
对老年人自传体记忆数量进行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表明，情绪效价与依恋风格的交互作用显著，即不同依恋风格之间，老年人回忆的不同情绪效价自传体记忆的数量差异显著：安全型、专注型和冷漠型依恋风格个体提取的积极事件均显著多于消极事件，而恐惧型依恋风格个体提取的积极和消极事件数差异不显著。这一结果与假设三部分一致，因为它表明不同依恋风格个体自传体记忆的数量特点不同，然而非安全型的冷漠型、专注型个体都提取更多的积极事件，恐惧型个体的消极事件数没有显著高于积极事件。出现这一结果可能是因为，由于社会目标的转变，老年人对信息的加工普遍存在积极偏向。非安全依恋个体的不安全程度有所下降。以上结果表明依恋风格可能影响婚姻自传体记忆的数量特点。
婚姻自传体记忆的回忆数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个体对自己所处婚姻关系的一般认知：积极回忆越多，感知到的关系越积极，消极回忆越多，感知到的关系越消极；而夫妻依恋风格。涉及到个体对夫妻双方相处模式和关系的认知，对这一过程必然产生重大影响。事实上，已有大量实证研究支持个体的依恋风格会通过其“内部工作模式”(Crittenden，1990；Main，Kaplan，&Cassidy，1985)影响个体对信息，特别是依恋相关信息的加工。因此，老年人婚姻相关自传体记忆的回忆数量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老年人依恋风格的特点。
4.4研究局限性及进一步研究方向
本研究探索了老年人婚姻自传体记忆的数量特点，得到一些基本规律，比如其分布曲线近似U型、依恋风格与情绪效价存在交互作用等。这些结果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老年人的记忆及情绪特点，对指导人们的新婚适应也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然而本研究是横断研究。且被试婚龄大于50年的所占比例较少，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结果的推广性。
本研究对于老年人的婚姻自传体记忆还处于初步探索阶段，只考察了其数量特点，发现依恋风格可能对其产生影响。然而。由于本研究是相关关系研究而没有对变量进行操纵，因此，依恋风格与婚姻自传体记忆的深层关系及婚姻自传体记忆的数量特点与婚姻质量变化的关系等还需进一步探索， (贾孟华 杨小洋 王大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