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价值取向滑块测验中文版的测量学分析(3)
4.2 大学生SVO类型分布与亲社会者IA index分布的一般特征
在当前实验样本中，大学生SVO类型分布的一般模式为：亲社会者最多(65.5%)，个人主义者次之(31.1%)，竞争者再次之(3.1%)，利他者极少(0.3%)。这种分布模式与以往研究结果相一致，魏换霞和宋耀武(2013)采用三优势测量评估了248名大学生的社会价值取向，结果发现合作型价值取向的人数最多，竞争型价值取向的人数最少：Van Lange等人(1997)采用三优势测量在美国和荷兰样本中也发现相类似的部分模式。这些研究结果均表明人类个体中社会价值取向的分布模式是相对稳定的，说明亲社会者是整个人类社会所推崇与强调的。另外，SVO类型分布在某种程度上也表明人类的社会动机存在较大的个体差异性，这种差异性也是Murphy等人编制滑块测验的出发点之一，即基于传统SVO测量方法(如三优势测量和环形测验)所获得的分类水平数据是无法有效刻画这种差异性的，因此研究者需要编制并采用能够更充分地描述社会价值取向等级渐变性的测验工具。
基于142名亲社会者的不平等厌恶指数的分布，我们发现不平等厌恶动机在亲社会者中占主导地位，少数亲社会者的行为选择遵循共同利益最大化模式。依据Van Lange的整合模型，合作取向和平等取向均属于亲社会取向，但相比较而言，平等取向被认为是亲社会价值取向更为核心的成分。Eck和Garling(2006，2008)研究发现，当平等取向(双方相对收益最小化)和合作取向(双方共同利益最大化)相冲突时，亲社会者往往选择前者而放弃后者。当前研究发现91.5%的亲社会者被归为不平等厌恶组，其行为选择更可能是由将双方相对收益最小化的不平等厌恶动机(即平等取向)所驱动的，我们的研究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对上述理论模型与实证结论进行了支持与补充(Stouten，De Cremer，&Van Dijk 2005；Van den Bergh，Dewitte，&DeCremer，2006)。
4.3 大学生SVO类型分布的同质性与一致性
当前研究没有发现SVO类型在不同性别、是否独生子女群体中的分布比例存在显著差异。这种结果与以往研究相一致，Van Lance等人(2011)探讨不同大学专业(心理学vs，经济学)内社会价值取向类型分布的差异，研究发现两种专业大学生的SVO类型分布比例不同，但性别与SVO类型分布无显著关联。这种SVO类型分布在不同性别、是否独生子女群体所表现出来的同质性与一致性，可能与大学生个体的社会性发展有关。在我国这种典型的集体主义文化当中，合作与共赢是整个国家、社会和民众所强调与推崇的。人们对合作的认同要远远高于竞争。在个体的社会性发展过程中，性别与是否独生子女可能都不会影响到社会与家庭对其价值取向塑造与培养的方向与模式，教育者与抚养者往往均会朝着合作、平等、互惠利他的亲社会取向方面努力。因此，至少在性别与是否独生子女两个人口学变量上，大学生SVO类型分布具有较高的同质性与一致性，4.4 滑块测验与三优势测量和环形测验的比较
如前所述，研究者大多采用三优势测量、环形测验或滑块测验来评估个体的SVO类型。作为新近发展的测验工具，Murphy等人编制滑块测验时对三优势测量和环形测验进行了批判性地继承与发展，借鉴两种测验的优点并竭力克服其不足(Murphy etal，，2011)。具体现为以下几点：首先，借鉴三优势测量的简洁易操作性，滑块测验建构了6个反映四种常见SVO类型的项目，既降低了罕见SVO类型对测验信效度的影响，又兼顾了区分主要SVO类型的有效性。其次，借鉴环形测验对SVO的界定与评估方法，滑块测验采纳了环形测验关于“SVO可以转化为联合结果平面内具有特定方向与大小的矢量”的界定，能够获得单维连续尺度的SVO分数，进而确定个体的SVO类型与等级顺序。最后，滑块测验克服了现有测验无法区分平等取向与合作取向、只能获得命名水平的分类结果等不足。例如，当前研究关于大学生SVO类型与亲社会者中不平等厌恶指数的分布特征表明，个体的社会价值取向存在一定的等级渐变性，同时亲社会者的行为动机也并非完全一致。相比于传统两种测验工具，滑块测验则能较好地度量SVO的等级渐变性以及亲社会者行为动机的个体差异性(张振等，2014)。
5 结论
本研究对社会价值取向滑块测验中文版的心理测量学特征进行了分析，并考察了性别与是否独生子女群体中SVO类型分布的特点，研究得出以下结论：(1)滑块测验具有良好的重测信度和聚合效度，可以用来测量中国大学生的社会价值取向：(2)大学生SVO类型分布表现为亲社会者最多，竞争者最少的模式；亲社会者的行为动机大多为追求双方相对收益最小化的平等取向；(3)SVO类型分布在性别与是否独生子女上没有显著差异，体现出较高的同质性与一致性。 (张振 张帆 原胜 郭丰波 王益文)
在当前实验样本中，大学生SVO类型分布的一般模式为：亲社会者最多(65.5%)，个人主义者次之(31.1%)，竞争者再次之(3.1%)，利他者极少(0.3%)。这种分布模式与以往研究结果相一致，魏换霞和宋耀武(2013)采用三优势测量评估了248名大学生的社会价值取向，结果发现合作型价值取向的人数最多，竞争型价值取向的人数最少：Van Lange等人(1997)采用三优势测量在美国和荷兰样本中也发现相类似的部分模式。这些研究结果均表明人类个体中社会价值取向的分布模式是相对稳定的，说明亲社会者是整个人类社会所推崇与强调的。另外，SVO类型分布在某种程度上也表明人类的社会动机存在较大的个体差异性，这种差异性也是Murphy等人编制滑块测验的出发点之一，即基于传统SVO测量方法(如三优势测量和环形测验)所获得的分类水平数据是无法有效刻画这种差异性的，因此研究者需要编制并采用能够更充分地描述社会价值取向等级渐变性的测验工具。
基于142名亲社会者的不平等厌恶指数的分布，我们发现不平等厌恶动机在亲社会者中占主导地位，少数亲社会者的行为选择遵循共同利益最大化模式。依据Van Lange的整合模型，合作取向和平等取向均属于亲社会取向，但相比较而言，平等取向被认为是亲社会价值取向更为核心的成分。Eck和Garling(2006，2008)研究发现，当平等取向(双方相对收益最小化)和合作取向(双方共同利益最大化)相冲突时，亲社会者往往选择前者而放弃后者。当前研究发现91.5%的亲社会者被归为不平等厌恶组，其行为选择更可能是由将双方相对收益最小化的不平等厌恶动机(即平等取向)所驱动的，我们的研究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对上述理论模型与实证结论进行了支持与补充(Stouten，De Cremer，&Van Dijk 2005；Van den Bergh，Dewitte，&DeCremer，2006)。
4.3 大学生SVO类型分布的同质性与一致性
当前研究没有发现SVO类型在不同性别、是否独生子女群体中的分布比例存在显著差异。这种结果与以往研究相一致，Van Lance等人(2011)探讨不同大学专业(心理学vs，经济学)内社会价值取向类型分布的差异，研究发现两种专业大学生的SVO类型分布比例不同，但性别与SVO类型分布无显著关联。这种SVO类型分布在不同性别、是否独生子女群体所表现出来的同质性与一致性，可能与大学生个体的社会性发展有关。在我国这种典型的集体主义文化当中，合作与共赢是整个国家、社会和民众所强调与推崇的。人们对合作的认同要远远高于竞争。在个体的社会性发展过程中，性别与是否独生子女可能都不会影响到社会与家庭对其价值取向塑造与培养的方向与模式，教育者与抚养者往往均会朝着合作、平等、互惠利他的亲社会取向方面努力。因此，至少在性别与是否独生子女两个人口学变量上，大学生SVO类型分布具有较高的同质性与一致性，4.4 滑块测验与三优势测量和环形测验的比较
如前所述，研究者大多采用三优势测量、环形测验或滑块测验来评估个体的SVO类型。作为新近发展的测验工具，Murphy等人编制滑块测验时对三优势测量和环形测验进行了批判性地继承与发展，借鉴两种测验的优点并竭力克服其不足(Murphy etal，，2011)。具体现为以下几点：首先，借鉴三优势测量的简洁易操作性，滑块测验建构了6个反映四种常见SVO类型的项目，既降低了罕见SVO类型对测验信效度的影响，又兼顾了区分主要SVO类型的有效性。其次，借鉴环形测验对SVO的界定与评估方法，滑块测验采纳了环形测验关于“SVO可以转化为联合结果平面内具有特定方向与大小的矢量”的界定，能够获得单维连续尺度的SVO分数，进而确定个体的SVO类型与等级顺序。最后，滑块测验克服了现有测验无法区分平等取向与合作取向、只能获得命名水平的分类结果等不足。例如，当前研究关于大学生SVO类型与亲社会者中不平等厌恶指数的分布特征表明，个体的社会价值取向存在一定的等级渐变性，同时亲社会者的行为动机也并非完全一致。相比于传统两种测验工具，滑块测验则能较好地度量SVO的等级渐变性以及亲社会者行为动机的个体差异性(张振等，2014)。
5 结论
本研究对社会价值取向滑块测验中文版的心理测量学特征进行了分析，并考察了性别与是否独生子女群体中SVO类型分布的特点，研究得出以下结论：(1)滑块测验具有良好的重测信度和聚合效度，可以用来测量中国大学生的社会价值取向：(2)大学生SVO类型分布表现为亲社会者最多，竞争者最少的模式；亲社会者的行为动机大多为追求双方相对收益最小化的平等取向；(3)SVO类型分布在性别与是否独生子女上没有显著差异，体现出较高的同质性与一致性。 (张振 张帆 原胜 郭丰波 王益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