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教养方式的潜在类别：潜在剖面分析(3)
确定了3类潜在剖面分析模型作为最终模型后，接下来对结果做深入分析，以描述和命名这3种类别。上面选取的3种教养方式的得分是进行类型命名的重要统计值，它表明每一类个体使用每一种教养方式的程度，3类模型在3种教养方式的得分情况见图1。
图1中，一种父母教养方式的类别中，情感温暖得分较高、拒绝和过度保护得分较低，我们将这类教养方式命名为“积极型”。还有一种教养方式的类别中，拒绝和过度保护得分较高、情感温暖得分较低，我们将这类教养方式命名为“消极型”。最后一种教养方式的类别中，情感温暖得分与拒绝和过度保护得分的差异不大，我们将这类教养方式命名为“混合型”。从3种类型的被试分布比例来看，“积极型”占69.1%，“混合型”占22.3%。“消极型”占8.6%。
为展现潜在类别模型的优越性，我们比较聚类分析的结果。聚类分析得到的聚类系数随分类数的变化曲线见图2，如果以此图中曲线开始变得平缓的点作为最终分类数的判断标准，教养方式的潜在类别应该为11类。显然，如此多的潜在类别失去了分类的理论意义与实际效用，这也表明潜在类别模型在分类上的优越性。
3.4 潜在剖面分析结果的有效性
为验证父母教养方式潜在类别的有效性，以父母教养方式类别为自变量、分别以青少年道德脱离与道德同一性得分为因变量进行方差分析。由于上述潜在剖面分析中最后得到的3类教养方式的样本量差异很大，为了方差分析的需要，我们从“积极型”与“混合型”中随机抽取69、62个样本进行分析。结果见表3。
结果表明，父母教养方式的不同潜在类别上。青少年道德脱离(F(2，192)=101.750，p<0.001)与道德同一性(F(2，192)=103.802，p<0.001)的得分均有显著差异。进一步多重事后检验表明，积极型教养类别下青少年道德脱离的得分(M=1.303。SD=0.153)显著低于混合型(M=2.319，SD=0.336)和消极型的得分(M=2.108，SD=0.662)，混合型教养类别下青少年道德脱离的得分显著高于消极型的得分：积极型教养类别下青少年道德同一性的得分(M=3.962，SD=0.251)显著高于混合型(M=3.089。SD=0.327)和消极型的得分(M=3.302，SD=0.483)。混合型教养类别下青少年道德同一性的得分显著低于消极型的得分。以上结果表明，潜在剖面分析得到的三种父母教养方式潜在类别是有效的。
4 讨论
4.1 父母教养方式的三种潜在类别
本研究发现，父母教养方式存在三种潜在类别——积极型、混合型和消极型。积极型是其中人数最多的一类，这类教养方式的父母会给予孩子较多情感温暖、较少展现拒绝和过度保护；消极型的人数最少，这类父母经常采用惩罚、批评、大发脾气、严格限制、过分担心等方式来对待孩子，这与以往的研究结论是相似的(刘文婧，许志星，邹泓，2012；蒋奖，鲁峥嵘，蒋茎菁，许燕，2010)。随着青少年进入高中阶段，生理与心理都处于快速发展、成熟期。他们开始形成很强的成人感、自主性与独立性。父母会渐渐关注与重视孩子的责任心、社会性、道德品质等等。这些行为及心理的教育都离不开自主、公平等意识的养成。于是，亲子关系、教养方式中会更多展现协商与爱护支持、给予更多的自由，较少采用惩戒、过分保护(Kauf-mann，Gesten，Lucia，Salcedo，Rendina-Gobioff，&Gadd，2000)。此外，随着社会进步及科学家庭教育知识的广泛传播，越来越多的父母经常给予孩子关注和温暖接纳，较少会高严厉要求、体罚或责骂、放任。因此，在父母教养方式的潜在类别中，积极型的人数最多、消极型的人数最少。
另外一种类别为混合型父母教养方式，父母在展现情感温暖的同时，也会呈现拒绝和过度保护。产生这类父母的原因在于，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生活压力的加大，越来越多的父母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精力在家庭之外的工作事业上，也就导致他们有时也会拒绝孩子的要求，采用完全限制的方式为孩子制定日常活动计划(Berne，Wall，Loth，&Neumark-Sztainer，2010)。因为情感温暖是一种“慢性”、“持续性”的教养方式。需要父母更多的时间、耐心，这通常是当今很多父母无法满足的。另外，当父母有时间与青少年交流、有精力来教育青少年时，他们会意识到自己以往拒绝、忽略了青少年的某些需求，于是就很可能过度补偿他们，满足青少年更大的需求。此外，相比于工作时间。大量父母只有很少的家庭时间来教育青少年，因此父母们希望在很少的时间内更多、更广泛的教育青少年，这就导致他们很可能过度保护青少年。最后，青少年会花费更多的时间与同伴、好友的交流与交往中，与父母的交往时间会逐渐减少。同时，青少年处于叛逆、行为极端的阶段，他们经常会违反父母制定的规定，父母也就需要采用更为严厉的要求、责骂、体罚等方式来纠正青少年的不良行为(Hurley，Huscroft-D'Angelo，Trout，Griffith，&Ep，stein。2014)。因此。在父母教养方式的潜在类别中，还是有一部分混合型父母。
本研究得到的三种父母教养潜在类别与传统教养类别有很大不同，积极型教养类别具有很高的情感卷入、温暖，同时又很少的拒绝、放纵；消极型教养类别经常采用惩罚、批评、大发脾气、严格限制、过分担心。混合型教养类别则是以往研究中从未发现的一种新教养类别既有积极主动的关心、温暖，又有严苛惩罚、过分担心。这种特别的教养类别说明在国内当前经济社会的转型期青少年家庭教育也发生着极大的变化，这需要引起教育、心理、社会等学科的广泛重视。
4.2 三种父母教养方式潜在类别的有效性
本研究发现不同父母教养方式潜在类别上青少年道德脱离的得分有显著差异，表明研究得到的三种潜在类别是有效的。具体来说，积极型教养类别下青少年道德脱离的得分显著低于混合型和消极型的得分，混合型教养类别下青少年道德脱离的得分显著高于消极型的得分。就积极型教养类别而言。父母通常会通过情感温暖、积极关爱来教育孩子，培养孩子关心他人、积极主动遵守社会道德规范。于是，积极型教养类别下的青少年就有更好的社会适应性，与他人发生冲突的可能性更小，他们也就很少需要道德脱离来缓解自己可能的不道德动机或行为。而混合型和消极型教养类别的父母会对自己的矛盾行为与拒绝行为做辩解，比如因为工作压力大发脾气、拒绝子女是为了让他们发展自理能力等等，而这些辩解实际上是道德脱离机制的一种表现(Pomafi&Wood，2010；Gini。2006；吴鹏，刘华山，鲁路捷，田梦潇，2013)，青少年也就能从这些父母身上习得一些道德脱离机制。此外，从社会信息处理模型的角度来说。这两种教养类别给青少年带来的持续“敌意”与“冷漠”感觉会影响青少年对行为的社会线索和情景的判断、认知与归因(Crick&Dodge，1994；Walker&Hennig，1999)，进而增加其道德脱离的可能性。因此，积极型教养类别下青少年道德脱离的得分显著低于混合型和消极型的得分。而混合型教养类别的父母除了会展现消极型教养方式中的一些消极行为，比如体罚、责骂、过分关爱，他们还会展现出一种不一致甚至矛盾(Ellithoroe，Ewoldsen，&Fazio，2014)。他们可能积极地与孩子商量出某种行为准则，但基于个人的理由并未严格执行或者是推翻这些准则。从青少年的角度来说，这表明为了自己的“利益”或“原因”可以不遵守规定包括道德规定(Detert。Trevi-no，&Sweitzer，2008)，因此他们更容易通过道德脱离来辩解自己的不道德行为。
此外，本研究还发现不同父母教养方式潜在类别上青少年道德同一性的得分有显著差异，这也表明研究得到的三种潜在类别有效。具体来说，积极型教养类别下青少年道德同一性的得分显著高于混合型和消极型的得分，混合型教养类别下青少年道德同一性的得分显著低于消极型的得分。就积极型教养类别而言，父母表现出更高的关爱、支持，积极引导孩子形成符合社会道德规范的行为准则(Kaufmann et al.，2000)。而混合型父母本身就没有一致性，对于规则没有坚持性，因此这类教养类别下青少年的道德同一性得分就会显著低于积极型教养方式(Aquino&Reed，2002)。消极型父母对于孩子的关爱和积极引导很少或者过多，这都不利于青少年道德准则的发展，因此道德同一性的得分也会显著低于积极型教养方式。本研究发现混合型教养类别下青少年道德同一性的得分显著低于消极型的得分，原因可能也是由于混合型父母并未严格坚守行为准则及教养方式，青少年也就认为行为规则是可以随意更改的，无须严格坚守(Hoeve etal.，2009；Reynolds&Ceranic，2007)。于是，这种混合型教养类别所独有的不一致性就导致青少年未能很好的形成道德同一性。
5 结论
本研究以潜在剖面分析探索了青少年的道德脱离，得到了以下结论：(1)父母存在三种教养方式的潜在类别——积极型、混合型和消极型；(2)青少年道德脱离与道德同一性的得分在三种父母教养方式的潜在类别上存在显著差异。 (吴鹏 马桑妮 方紫琼 徐碧波 刘华山)
图1中，一种父母教养方式的类别中，情感温暖得分较高、拒绝和过度保护得分较低，我们将这类教养方式命名为“积极型”。还有一种教养方式的类别中，拒绝和过度保护得分较高、情感温暖得分较低，我们将这类教养方式命名为“消极型”。最后一种教养方式的类别中，情感温暖得分与拒绝和过度保护得分的差异不大，我们将这类教养方式命名为“混合型”。从3种类型的被试分布比例来看，“积极型”占69.1%，“混合型”占22.3%。“消极型”占8.6%。
为展现潜在类别模型的优越性，我们比较聚类分析的结果。聚类分析得到的聚类系数随分类数的变化曲线见图2，如果以此图中曲线开始变得平缓的点作为最终分类数的判断标准，教养方式的潜在类别应该为11类。显然，如此多的潜在类别失去了分类的理论意义与实际效用，这也表明潜在类别模型在分类上的优越性。
3.4 潜在剖面分析结果的有效性
为验证父母教养方式潜在类别的有效性，以父母教养方式类别为自变量、分别以青少年道德脱离与道德同一性得分为因变量进行方差分析。由于上述潜在剖面分析中最后得到的3类教养方式的样本量差异很大，为了方差分析的需要，我们从“积极型”与“混合型”中随机抽取69、62个样本进行分析。结果见表3。
结果表明，父母教养方式的不同潜在类别上。青少年道德脱离(F(2，192)=101.750，p<0.001)与道德同一性(F(2，192)=103.802，p<0.001)的得分均有显著差异。进一步多重事后检验表明，积极型教养类别下青少年道德脱离的得分(M=1.303。SD=0.153)显著低于混合型(M=2.319，SD=0.336)和消极型的得分(M=2.108，SD=0.662)，混合型教养类别下青少年道德脱离的得分显著高于消极型的得分：积极型教养类别下青少年道德同一性的得分(M=3.962，SD=0.251)显著高于混合型(M=3.089。SD=0.327)和消极型的得分(M=3.302，SD=0.483)。混合型教养类别下青少年道德同一性的得分显著低于消极型的得分。以上结果表明，潜在剖面分析得到的三种父母教养方式潜在类别是有效的。
4 讨论
4.1 父母教养方式的三种潜在类别
本研究发现，父母教养方式存在三种潜在类别——积极型、混合型和消极型。积极型是其中人数最多的一类，这类教养方式的父母会给予孩子较多情感温暖、较少展现拒绝和过度保护；消极型的人数最少，这类父母经常采用惩罚、批评、大发脾气、严格限制、过分担心等方式来对待孩子，这与以往的研究结论是相似的(刘文婧，许志星，邹泓，2012；蒋奖，鲁峥嵘，蒋茎菁，许燕，2010)。随着青少年进入高中阶段，生理与心理都处于快速发展、成熟期。他们开始形成很强的成人感、自主性与独立性。父母会渐渐关注与重视孩子的责任心、社会性、道德品质等等。这些行为及心理的教育都离不开自主、公平等意识的养成。于是，亲子关系、教养方式中会更多展现协商与爱护支持、给予更多的自由，较少采用惩戒、过分保护(Kauf-mann，Gesten，Lucia，Salcedo，Rendina-Gobioff，&Gadd，2000)。此外，随着社会进步及科学家庭教育知识的广泛传播，越来越多的父母经常给予孩子关注和温暖接纳，较少会高严厉要求、体罚或责骂、放任。因此，在父母教养方式的潜在类别中，积极型的人数最多、消极型的人数最少。
另外一种类别为混合型父母教养方式，父母在展现情感温暖的同时，也会呈现拒绝和过度保护。产生这类父母的原因在于，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生活压力的加大，越来越多的父母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精力在家庭之外的工作事业上，也就导致他们有时也会拒绝孩子的要求，采用完全限制的方式为孩子制定日常活动计划(Berne，Wall，Loth，&Neumark-Sztainer，2010)。因为情感温暖是一种“慢性”、“持续性”的教养方式。需要父母更多的时间、耐心，这通常是当今很多父母无法满足的。另外，当父母有时间与青少年交流、有精力来教育青少年时，他们会意识到自己以往拒绝、忽略了青少年的某些需求，于是就很可能过度补偿他们，满足青少年更大的需求。此外，相比于工作时间。大量父母只有很少的家庭时间来教育青少年，因此父母们希望在很少的时间内更多、更广泛的教育青少年，这就导致他们很可能过度保护青少年。最后，青少年会花费更多的时间与同伴、好友的交流与交往中，与父母的交往时间会逐渐减少。同时，青少年处于叛逆、行为极端的阶段，他们经常会违反父母制定的规定，父母也就需要采用更为严厉的要求、责骂、体罚等方式来纠正青少年的不良行为(Hurley，Huscroft-D'Angelo，Trout，Griffith，&Ep，stein。2014)。因此。在父母教养方式的潜在类别中，还是有一部分混合型父母。
本研究得到的三种父母教养潜在类别与传统教养类别有很大不同，积极型教养类别具有很高的情感卷入、温暖，同时又很少的拒绝、放纵；消极型教养类别经常采用惩罚、批评、大发脾气、严格限制、过分担心。混合型教养类别则是以往研究中从未发现的一种新教养类别既有积极主动的关心、温暖，又有严苛惩罚、过分担心。这种特别的教养类别说明在国内当前经济社会的转型期青少年家庭教育也发生着极大的变化，这需要引起教育、心理、社会等学科的广泛重视。
4.2 三种父母教养方式潜在类别的有效性
本研究发现不同父母教养方式潜在类别上青少年道德脱离的得分有显著差异，表明研究得到的三种潜在类别是有效的。具体来说，积极型教养类别下青少年道德脱离的得分显著低于混合型和消极型的得分，混合型教养类别下青少年道德脱离的得分显著高于消极型的得分。就积极型教养类别而言。父母通常会通过情感温暖、积极关爱来教育孩子，培养孩子关心他人、积极主动遵守社会道德规范。于是，积极型教养类别下的青少年就有更好的社会适应性，与他人发生冲突的可能性更小，他们也就很少需要道德脱离来缓解自己可能的不道德动机或行为。而混合型和消极型教养类别的父母会对自己的矛盾行为与拒绝行为做辩解，比如因为工作压力大发脾气、拒绝子女是为了让他们发展自理能力等等，而这些辩解实际上是道德脱离机制的一种表现(Pomafi&Wood，2010；Gini。2006；吴鹏，刘华山，鲁路捷，田梦潇，2013)，青少年也就能从这些父母身上习得一些道德脱离机制。此外，从社会信息处理模型的角度来说。这两种教养类别给青少年带来的持续“敌意”与“冷漠”感觉会影响青少年对行为的社会线索和情景的判断、认知与归因(Crick&Dodge，1994；Walker&Hennig，1999)，进而增加其道德脱离的可能性。因此，积极型教养类别下青少年道德脱离的得分显著低于混合型和消极型的得分。而混合型教养类别的父母除了会展现消极型教养方式中的一些消极行为，比如体罚、责骂、过分关爱，他们还会展现出一种不一致甚至矛盾(Ellithoroe，Ewoldsen，&Fazio，2014)。他们可能积极地与孩子商量出某种行为准则，但基于个人的理由并未严格执行或者是推翻这些准则。从青少年的角度来说，这表明为了自己的“利益”或“原因”可以不遵守规定包括道德规定(Detert。Trevi-no，&Sweitzer，2008)，因此他们更容易通过道德脱离来辩解自己的不道德行为。
此外，本研究还发现不同父母教养方式潜在类别上青少年道德同一性的得分有显著差异，这也表明研究得到的三种潜在类别有效。具体来说，积极型教养类别下青少年道德同一性的得分显著高于混合型和消极型的得分，混合型教养类别下青少年道德同一性的得分显著低于消极型的得分。就积极型教养类别而言，父母表现出更高的关爱、支持，积极引导孩子形成符合社会道德规范的行为准则(Kaufmann et al.，2000)。而混合型父母本身就没有一致性，对于规则没有坚持性，因此这类教养类别下青少年的道德同一性得分就会显著低于积极型教养方式(Aquino&Reed，2002)。消极型父母对于孩子的关爱和积极引导很少或者过多，这都不利于青少年道德准则的发展，因此道德同一性的得分也会显著低于积极型教养方式。本研究发现混合型教养类别下青少年道德同一性的得分显著低于消极型的得分，原因可能也是由于混合型父母并未严格坚守行为准则及教养方式，青少年也就认为行为规则是可以随意更改的，无须严格坚守(Hoeve etal.，2009；Reynolds&Ceranic，2007)。于是，这种混合型教养类别所独有的不一致性就导致青少年未能很好的形成道德同一性。
5 结论
本研究以潜在剖面分析探索了青少年的道德脱离，得到了以下结论：(1)父母存在三种教养方式的潜在类别——积极型、混合型和消极型；(2)青少年道德脱离与道德同一性的得分在三种父母教养方式的潜在类别上存在显著差异。 (吴鹏 马桑妮 方紫琼 徐碧波 刘华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