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知抑制与人际宽恕：特质宽恕的调节作用(3)
4 讨论
4.1 认知抑制、特质宽恕与人际宽恕之间的关系
对认知抑制、特质宽恕与人际宽恕的两两相关分析结果表明：首先，认知抑制与特质宽恕之间具有显著正相关，这与以往研究结论相一致。从而进一步证明了具有高认知抑制能力的个体在面对人际冒犯时将表现出较高的特质宽恕能力。其次，认知抑制与回避动机、报复动机之间具有显著负相关，这与Pronk等人(2010)的研究结果相同，不同的是，本研究未发现认知抑制与仁慈动机之间具有相关关系。一方面，这可能是由于研究样本相对较小，导致结论缺乏稳健性。另一方面。这也表明将人际宽恕各维度区分对待的重要性。从人际宽恕概念和测量发展的历史进程上也间接证明了这一点。最初，在对人际宽恕理论进行界定时，只包括由于感知受到伤害而引发避免与冒犯者进行身体和心理接触的回避动机和由于气愤而引发希望伤害或报复冒犯者的报复动机。并以此为依据编制了TRIM。由报复动机和回避动机两个维度组成，共12个项目(McCullough et al.，1998)。以往实证发现二者具有中等程度的相关性以及和其他变量关系的较高一致性。后来，McCullough等人阐明两种动机的减少可能伴随着仁慈动机的提高过程，它们共同构成了人际宽恕的结构维度，并在实证研究中增加了对仁慈动机的测量，从而把TRMI-12发展成TR，MI-18(Mccullough&Hoyt，2002；McCullough etal.，2006)。目前，TRMI-12和TRMI-18均得到较高的采用率，而这也间接反应出很多研究所指人际宽恕实际上仅是TRMI的消极维度。本研究发现认知抑制与人际宽恕的关系与以往研究不一致的地方也仅局限于TRMI的积极维度。因此，后续研究应该加强对人际宽恕的积极维度的探讨。
另外，研究发现特质宽恕与回避动机和报复动机之间具有显著负相关，而与仁慈动机之间具有显著正相关。这与Ben3，等人(2001)的研究结果一致。说明具有较高特质宽恕的个体在面对人际侵犯时，对冒犯者具有较高的仁慈动机和较低的回避与报复动机，进而促进了宽恕的实现。
综合可见，认知抑制、特质宽恕与人际宽恕之间的关系具有较高的跨文化一致性。虽然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群对宽恕的理解、宽恕的功能以及宽恕的形成不尽相同(张海霞。谷传华，2009)，但无论是在西方个人主义文化背景下还是在我国这样一个具有典型集体主义文化背景的国家里，认知抑制、特质宽恕对人际宽恕的影响都表现出了相对稳定的、一致性的作用。
4.2 特质宽恕与认知抑制对人际宽恕的调节作用
研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检验了特质宽恕在认知抑制对人际宽恕影响中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第一，认知抑制作为一种稳定的个体认知加工能力，对报复动机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但对仁慈动机和回避动机没有显著预测作用。这揭示了认知抑制对人际宽恕各维度影响作用的不同，即认知抑制可能只是通过抑制报复动机来促进人际宽恕的发生。但是，这一结论是否具有普适性，还需要进一步深入的研究。因为目前对认知抑制的加工机制及其作用方式的认识并没有达到统一。例如，资源控制论强调认知抑制是基于具体情境化的认知资源，而非稳定的个体能力，认知抑制过程会由启动情境的差异而产生不同的加工机制(Pronk et al，2011)。又如，去抑制假说认为在问题解决过程中，认知抑制能力低更有利于创造性思维水平的提高(白学军，巩彦斌，胡卫平，韩琴，姚海娟。2014；姚海娟，白学军，2014)。在进一步的研究中，应该对不同的理论观点及其实验范式进行整合，系统探讨认知抑制机制及其对宽恕的作用机制。
第二，特质宽恕在认知抑制对人际宽恕的影响中具有部分调节作用。具体而言，特质宽恕在认知抑制对回避动机的影响中具有负向调节作用，对仁慈动机具有正向调节作用。主要表现在，认知抑制对于高特质宽恕个体的回避动机与仁慈动机的影响更大。这说明认知抑制对于不同群体的回避动机与仁慈动机的影响是有区别的，并不是所有个体在面对人际侵犯时都会表现出一致的宽恕行为。即特质宽恕会部分调节或改变认知抑制与人际宽恕之间的关联强度。
在宽恕的以往研究中，通常仅涉及两种宽恕类型中的一种，或者仅考察人际宽恕或特质宽恕与单个变量之间的关系：而本研究对特质宽恕在认知抑制与人际宽恕之间的调节作用的探究也只是初步尝试，关于人际宽恕影响机制的研究仍需进一步增强和深入，以为开发切实可行的人际宽恕的干预方法与教育模型奠定基础。
5 结论
本研究结果发现：(1)认知抑制、特质宽恕与人际宽恕各维度之间存在两两显著相关(除认知抑制与仁慈动机之外)；(2)特质宽恕对回避动机和报复动机具有负向预测作用，对于仁慈动机具有正向预测作用，但认知抑制只对报复动机具有负向预测作用；(3)特质宽恕与认知抑制对回避动机具有负向的调节作用。对仁慈动机具有正向的调节作用。 (赵彦凯 李晖 吴真 张珊珊)
4.1 认知抑制、特质宽恕与人际宽恕之间的关系
对认知抑制、特质宽恕与人际宽恕的两两相关分析结果表明：首先，认知抑制与特质宽恕之间具有显著正相关，这与以往研究结论相一致。从而进一步证明了具有高认知抑制能力的个体在面对人际冒犯时将表现出较高的特质宽恕能力。其次，认知抑制与回避动机、报复动机之间具有显著负相关，这与Pronk等人(2010)的研究结果相同，不同的是，本研究未发现认知抑制与仁慈动机之间具有相关关系。一方面，这可能是由于研究样本相对较小，导致结论缺乏稳健性。另一方面。这也表明将人际宽恕各维度区分对待的重要性。从人际宽恕概念和测量发展的历史进程上也间接证明了这一点。最初，在对人际宽恕理论进行界定时，只包括由于感知受到伤害而引发避免与冒犯者进行身体和心理接触的回避动机和由于气愤而引发希望伤害或报复冒犯者的报复动机。并以此为依据编制了TRIM。由报复动机和回避动机两个维度组成，共12个项目(McCullough et al.，1998)。以往实证发现二者具有中等程度的相关性以及和其他变量关系的较高一致性。后来，McCullough等人阐明两种动机的减少可能伴随着仁慈动机的提高过程，它们共同构成了人际宽恕的结构维度，并在实证研究中增加了对仁慈动机的测量，从而把TRMI-12发展成TR，MI-18(Mccullough&Hoyt，2002；McCullough etal.，2006)。目前，TRMI-12和TRMI-18均得到较高的采用率，而这也间接反应出很多研究所指人际宽恕实际上仅是TRMI的消极维度。本研究发现认知抑制与人际宽恕的关系与以往研究不一致的地方也仅局限于TRMI的积极维度。因此，后续研究应该加强对人际宽恕的积极维度的探讨。
另外，研究发现特质宽恕与回避动机和报复动机之间具有显著负相关，而与仁慈动机之间具有显著正相关。这与Ben3，等人(2001)的研究结果一致。说明具有较高特质宽恕的个体在面对人际侵犯时，对冒犯者具有较高的仁慈动机和较低的回避与报复动机，进而促进了宽恕的实现。
综合可见，认知抑制、特质宽恕与人际宽恕之间的关系具有较高的跨文化一致性。虽然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群对宽恕的理解、宽恕的功能以及宽恕的形成不尽相同(张海霞。谷传华，2009)，但无论是在西方个人主义文化背景下还是在我国这样一个具有典型集体主义文化背景的国家里，认知抑制、特质宽恕对人际宽恕的影响都表现出了相对稳定的、一致性的作用。
4.2 特质宽恕与认知抑制对人际宽恕的调节作用
研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检验了特质宽恕在认知抑制对人际宽恕影响中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第一，认知抑制作为一种稳定的个体认知加工能力，对报复动机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但对仁慈动机和回避动机没有显著预测作用。这揭示了认知抑制对人际宽恕各维度影响作用的不同，即认知抑制可能只是通过抑制报复动机来促进人际宽恕的发生。但是，这一结论是否具有普适性，还需要进一步深入的研究。因为目前对认知抑制的加工机制及其作用方式的认识并没有达到统一。例如，资源控制论强调认知抑制是基于具体情境化的认知资源，而非稳定的个体能力，认知抑制过程会由启动情境的差异而产生不同的加工机制(Pronk et al，2011)。又如，去抑制假说认为在问题解决过程中，认知抑制能力低更有利于创造性思维水平的提高(白学军，巩彦斌，胡卫平，韩琴，姚海娟。2014；姚海娟，白学军，2014)。在进一步的研究中，应该对不同的理论观点及其实验范式进行整合，系统探讨认知抑制机制及其对宽恕的作用机制。
第二，特质宽恕在认知抑制对人际宽恕的影响中具有部分调节作用。具体而言，特质宽恕在认知抑制对回避动机的影响中具有负向调节作用，对仁慈动机具有正向调节作用。主要表现在，认知抑制对于高特质宽恕个体的回避动机与仁慈动机的影响更大。这说明认知抑制对于不同群体的回避动机与仁慈动机的影响是有区别的，并不是所有个体在面对人际侵犯时都会表现出一致的宽恕行为。即特质宽恕会部分调节或改变认知抑制与人际宽恕之间的关联强度。
在宽恕的以往研究中，通常仅涉及两种宽恕类型中的一种，或者仅考察人际宽恕或特质宽恕与单个变量之间的关系：而本研究对特质宽恕在认知抑制与人际宽恕之间的调节作用的探究也只是初步尝试，关于人际宽恕影响机制的研究仍需进一步增强和深入，以为开发切实可行的人际宽恕的干预方法与教育模型奠定基础。
5 结论
本研究结果发现：(1)认知抑制、特质宽恕与人际宽恕各维度之间存在两两显著相关(除认知抑制与仁慈动机之外)；(2)特质宽恕对回避动机和报复动机具有负向预测作用，对于仁慈动机具有正向预测作用，但认知抑制只对报复动机具有负向预测作用；(3)特质宽恕与认知抑制对回避动机具有负向的调节作用。对仁慈动机具有正向的调节作用。 (赵彦凯 李晖 吴真 张珊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