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知抑制与人际宽恕：特质宽恕的调节作用(1)
摘要 采用《特质宽恕量表》测量了102名大学生的特质宽恕能力，并通过Flanker任务和情景回忆法评估了被试的认知抑制和人际宽恕水平，目的是探讨特质宽恕、认知抑制与人际宽恕三者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1)认知抑制、特质宽恕与人际宽恕各维度之间存在两两显著相关(除认知抑制与仁慈动机之外)：(2)特质宽恕对回避、报复和仁慈动机均具有预测作用，而认知抑制则只对报复动机具有预测作用；(3)特质宽恕与认知抑制对回避动机具有负向的调节作用，对仁慈动机具有正向的调节作用。
关键词 特质宽恕。认知抑制，人际宽恕，回避动机，报复动机，仁慈动机。
分类号 R848.8
1 引言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积极心理学的兴起，人际宽恕(interpersonal forgiveness)因其在人际关系领域发挥的重要作用，而逐步成为心理学家关注的焦点。目前，学者们普遍认可的定义是个体遭受冒犯后的一系列亲社会动机的转变过程，即受害者报复和逃避动机的逐渐降低以及仁慈动机的逐渐提高(McCullough，Bellah，Kilpatrick，&Johnson，2001)。研究发现人际宽恕不仅能够提高幸福感、促进身心健康(Karremans&Van Lange，2008)，而且能减少人际冲突、提高关系满意度(Fincham&Beach。2002)。因此，人际宽恕被看作是理解关系功能及其稳定性的关键因素。
在人际交往过程中，当面对人际冒犯时，受害者将对冒犯者产生负性情感。并伴有对冒犯者的报复与回避等需求。然而，人们并没有经常用“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方式进行报复，相反，可能采取“不计前嫌。宽宏大量”的宽容态度进行回应。那么，受害者为何宽恕冒犯者？以往研究主要从双方关系或社会认知层面寻找影响人际宽恕的因素。例如，当受害者的关系承诺较高时，他们将有更强的动机或意愿原谅冒犯者(Karremans，Van Lange，Ouwerkerk，&Kluwer，2003)；又如，冒犯本身的严重程度会影响宽恕过程，冒犯越严重，宽恕水平越低；相反，冒犯者的道歉行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过失，进而提高宽恕水平(McCullough et al.，1998)。
然而，良好的关系基础和事后补救等因素并不总能促进宽恕行为的发生，个体的宽恕能力也是重要的制约因素(Wilkowski，Robinson，&Trooo-Gor-don，2010)。冲突监测理论(conflict monitor theo-w)指出，当人们被身边朋友或所爱之人伤害时，将面临两难决策冲突(Botvinick，Braver，Barch，Carter，&Cohen，2001)。一方面，对冒犯者具有强烈的报复企图；另一方面，受交往价值取向驱使，人们改变负性情绪和认知，并试图选择建设性的行为保持长久关系。研究证明这两种被激活且完全不相容的冲突反应决策过程会受到个体认知抑制能力的影响(Wilkowski et al.，20lO)。
认知抑制(cognitive inhibition)作为执行功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个体对相关信息的集中以及对冲动反应的抑制能力。其反应了注意和抑制过程的竞争。即个体需要抑制自动化的强势反应，并使注意集中于处于弱势地位的相关过程，从而通过目标导向的方式来调整和塑造交往行为(Mirake et al.，2000)。例如，Pronk，Karremans和Wigboldus(2011)研究发现，认知抑制能力能够帮助个体抵制诱惑，坚持对恋爱关系的忠诚度。来自脑损伤病人的研究发现，社交技能和人际关系的成功维持与认知抑制所在的脑区相关(Shamay-Tsoorv，Tomer，Berger，&Aharon-Peretz，2003)。可见，自我控制水平反映了个体对负性动机、情感和反应进行调整和控制的能力，是人际宽恕的重要保护因素(MeCullough，Kurzban，&Tabak 2013)。高认知抑制能力的个体能够有效地对负性反应进行抑制和调整，从而易化了由冒犯者激活的负性情感、认知和动机向积极情感、认知和动机转变的宽恕过程。而对于低认知抑制能力的个体，即使是非常亲近的人际伙伴也难以进行宽恕(Karremans&van der Wal，2013)。
文献回顾发现，目前对认知抑制与宽恕之间相关主题的研究相对缺乏。仅有Pronk，Karremans，Overbeek，Vermulst和Wigboldus(2010)通过一系列的实验研究表明认知抑制对宽恕具有影响作用。然而，他们的研究仅把认知抑制与其他成分合成一个更宽泛的指标(执行功能)，对认知抑制这一因子成分没有进行深入探讨。虽然也存在一些间接证据为二者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支持，例如，研究证明自我调节能够促进对伙伴负向行为的重建(Burnette et al.，2014；Finkel&Campbell，2001)，并且人际功能的自我调节能力与认知控制具有相似功能(Baumeister&Vohs，2003)。但是，几乎所有研究结论都是在西方个体主义背景下以白人为被试取得的。那么，对于具有典型的集体主义文化背景下的中国被试是否同样适用？因此，为了验证认知抑制对宽恕作用机制的稳健性和普适性，有必要进行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另外，Pronk等人(2010)的研究表明了认知抑制对宽恕倾向性和人际宽恕均具有影响作用。但是，他们只把不同种类的宽恕作为增强结论效价的指标，并没有进行不同层面的解释和说明。从类别上看。宽恕具有特异性的人际宽恕与泛化性的特质宽恕之分。人际宽恕是指对具体冒犯事件或冒犯者的情境化宽恕过程(Paleari。Regalia，&Fineham，2009)；特质宽恕(Trait Forgiveness)则被认为是一种积极的人格特质，是个体在不同的人际冒犯情境中均会表现出较为一致性的宽恕倾向性(Brown。2003)。可见，特质宽恕水平在个体身上表现为一贯化的存在状态，而人际宽恕具有明显的情境化色彩。已有研究指出，特质宽恕对人际宽恕具有正向的预测作用(Berry，Worthington，Parrott，O’Connor，&Wade，2001)。可见，对具体冒犯事件或冒犯者的人际宽恕过程会受到个体宽恕他人品质的影响。具体来讲，与具有低特质宽恕的个体相比，高特质宽恕的个体在面对人际冒犯时，更容易做出宽恕行为。那么，在认知抑制对人际宽恕的影响过程中，是否也会受到个体的特质宽恕的高低水平不同的影响？ (赵彦凯 李晖 吴真 张珊珊)
关键词 特质宽恕。认知抑制，人际宽恕，回避动机，报复动机，仁慈动机。
分类号 R848.8
1 引言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积极心理学的兴起，人际宽恕(interpersonal forgiveness)因其在人际关系领域发挥的重要作用，而逐步成为心理学家关注的焦点。目前，学者们普遍认可的定义是个体遭受冒犯后的一系列亲社会动机的转变过程，即受害者报复和逃避动机的逐渐降低以及仁慈动机的逐渐提高(McCullough，Bellah，Kilpatrick，&Johnson，2001)。研究发现人际宽恕不仅能够提高幸福感、促进身心健康(Karremans&Van Lange，2008)，而且能减少人际冲突、提高关系满意度(Fincham&Beach。2002)。因此，人际宽恕被看作是理解关系功能及其稳定性的关键因素。
在人际交往过程中，当面对人际冒犯时，受害者将对冒犯者产生负性情感。并伴有对冒犯者的报复与回避等需求。然而，人们并没有经常用“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方式进行报复，相反，可能采取“不计前嫌。宽宏大量”的宽容态度进行回应。那么，受害者为何宽恕冒犯者？以往研究主要从双方关系或社会认知层面寻找影响人际宽恕的因素。例如，当受害者的关系承诺较高时，他们将有更强的动机或意愿原谅冒犯者(Karremans，Van Lange，Ouwerkerk，&Kluwer，2003)；又如，冒犯本身的严重程度会影响宽恕过程，冒犯越严重，宽恕水平越低；相反，冒犯者的道歉行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过失，进而提高宽恕水平(McCullough et al.，1998)。
然而，良好的关系基础和事后补救等因素并不总能促进宽恕行为的发生，个体的宽恕能力也是重要的制约因素(Wilkowski，Robinson，&Trooo-Gor-don，2010)。冲突监测理论(conflict monitor theo-w)指出，当人们被身边朋友或所爱之人伤害时，将面临两难决策冲突(Botvinick，Braver，Barch，Carter，&Cohen，2001)。一方面，对冒犯者具有强烈的报复企图；另一方面，受交往价值取向驱使，人们改变负性情绪和认知，并试图选择建设性的行为保持长久关系。研究证明这两种被激活且完全不相容的冲突反应决策过程会受到个体认知抑制能力的影响(Wilkowski et al.，20lO)。
认知抑制(cognitive inhibition)作为执行功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个体对相关信息的集中以及对冲动反应的抑制能力。其反应了注意和抑制过程的竞争。即个体需要抑制自动化的强势反应，并使注意集中于处于弱势地位的相关过程，从而通过目标导向的方式来调整和塑造交往行为(Mirake et al.，2000)。例如，Pronk，Karremans和Wigboldus(2011)研究发现，认知抑制能力能够帮助个体抵制诱惑，坚持对恋爱关系的忠诚度。来自脑损伤病人的研究发现，社交技能和人际关系的成功维持与认知抑制所在的脑区相关(Shamay-Tsoorv，Tomer，Berger，&Aharon-Peretz，2003)。可见，自我控制水平反映了个体对负性动机、情感和反应进行调整和控制的能力，是人际宽恕的重要保护因素(MeCullough，Kurzban，&Tabak 2013)。高认知抑制能力的个体能够有效地对负性反应进行抑制和调整，从而易化了由冒犯者激活的负性情感、认知和动机向积极情感、认知和动机转变的宽恕过程。而对于低认知抑制能力的个体，即使是非常亲近的人际伙伴也难以进行宽恕(Karremans&van der Wal，2013)。
文献回顾发现，目前对认知抑制与宽恕之间相关主题的研究相对缺乏。仅有Pronk，Karremans，Overbeek，Vermulst和Wigboldus(2010)通过一系列的实验研究表明认知抑制对宽恕具有影响作用。然而，他们的研究仅把认知抑制与其他成分合成一个更宽泛的指标(执行功能)，对认知抑制这一因子成分没有进行深入探讨。虽然也存在一些间接证据为二者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支持，例如，研究证明自我调节能够促进对伙伴负向行为的重建(Burnette et al.，2014；Finkel&Campbell，2001)，并且人际功能的自我调节能力与认知控制具有相似功能(Baumeister&Vohs，2003)。但是，几乎所有研究结论都是在西方个体主义背景下以白人为被试取得的。那么，对于具有典型的集体主义文化背景下的中国被试是否同样适用？因此，为了验证认知抑制对宽恕作用机制的稳健性和普适性，有必要进行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另外，Pronk等人(2010)的研究表明了认知抑制对宽恕倾向性和人际宽恕均具有影响作用。但是，他们只把不同种类的宽恕作为增强结论效价的指标，并没有进行不同层面的解释和说明。从类别上看。宽恕具有特异性的人际宽恕与泛化性的特质宽恕之分。人际宽恕是指对具体冒犯事件或冒犯者的情境化宽恕过程(Paleari。Regalia，&Fineham，2009)；特质宽恕(Trait Forgiveness)则被认为是一种积极的人格特质，是个体在不同的人际冒犯情境中均会表现出较为一致性的宽恕倾向性(Brown。2003)。可见，特质宽恕水平在个体身上表现为一贯化的存在状态，而人际宽恕具有明显的情境化色彩。已有研究指出，特质宽恕对人际宽恕具有正向的预测作用(Berry，Worthington，Parrott，O’Connor，&Wade，2001)。可见，对具体冒犯事件或冒犯者的人际宽恕过程会受到个体宽恕他人品质的影响。具体来讲，与具有低特质宽恕的个体相比，高特质宽恕的个体在面对人际冒犯时，更容易做出宽恕行为。那么，在认知抑制对人际宽恕的影响过程中，是否也会受到个体的特质宽恕的高低水平不同的影响？ (赵彦凯 李晖 吴真 张珊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