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语义错觉效应的句子加工探索(5)
同词汇语义启动研究一致，句子中启动词与目标词之间不同的语义关系(特征、范畴、关联等)均能影响N400和P600的变化(Maguire。Brier，&Ferree，2010；Chen et al.，2013)。例如，在Paczyn-ski和Kuperberg(2012)的研究中，语义违例句“The pianist played his music while the bass was strummed
bv the drummer/gravedigger/drum/coffin during the son.”中，“drummer”和“gravedigger”虽然都违反了世界知识，但由于“drummer”与该语境所激活的脚本知识(乐团)匹配度较高，语义得到了预激活，所以并没有出现N400效应，而“gravedigger”诱发了N400效应。同样地，在Hoek等人(2004)的语义错觉效应研究中，语义违例句“The athletes has the javelin thrown/summarized.”的关键词都违反了题元的生命度限定，与“athletes”和“javelin”激活的脚本知识相匹配的“thrown”仅诱发了N400效应，匹配度较低的“summarized”上则出现了双相N400/P600效应。
值得注意的是，关键词与语境词间的语义关联所带来的N400与P600效应还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在Paczvnski和Kuperberg(2012)的研究中，在违反动词的生命度选择限定的“drum”和“COffin”上均记录到了双相N400/P600效应，即使“drum”得到了脚本知识的预先激活，在两个关键词上记录到的N400与P600均不存在显著差异，这说明词语间生命度整合的效应可能大于其他语义关系。除此之外，在词语内容完全一致的句子中，也发现肯定/否定语态影响了关键词与语境词间的语义关系的加工(Nieuwland&Kuperberg，2008)。
虽然句子加工中关键词与语境词间的语义关系会影响到N400和P600的变化，但是对于何种语义条件下会出现N400或者P600效应，我们还不得而知。此外，关键词与语境词间语义关系的加工受到其他语义因素的影响，如上文中提到的生命度限定(题元和动词)，语境信息的语义限定、语用信息以及语句结构等(张秀平，杨晓虹。杨玉芳。2015)。未来的研究应将各类语义关系的作用区分开，关注其他各类语义信息或者非语义信息与词语间语义关系的相互作用，以期对语义加工过程做出更精确的解释，从而细化现有句子加工模型的建构，对句子加工机制做出更加客观的解释。
4.2 讨论跨语言差异
同等条件下的语义题元违例句跨语言比较研究显示，各类型语言中语义错觉效应中并非仅仅表现为P600效应，也可能伴随N400出现，甚至仅有N400效应，这说明语言特异性会影响句子的信息加工过程。
Bornkessel等人(2011)在不同语言的语义题元违例句研究中发现。相比于仅出现P600效应的英语和荷兰语，土耳其语和中文都出现了N400效应，在德语中则表现出了双相N400/P600效应，在冰岛语中记录到的脑电效应则更加特殊。他们认为N400效应取决于读者建构题元关系时对词语顺序的依赖性，即顺序依赖性(sequence-dependence)。在英语和荷兰语中词语顺序是句子表征建构过程中最重要的线索，而德语、土耳其语和中文的参考线索则更加多元，包括了格标记、生命度、可辨度等。上述句子中之所以出现了N400效应，是因为在题元与动词的连接过程中加工器关注了多个线索，格标记“der”将“switch”指派为主语，而它的生命度使之又不足以做主语，此处就产生了一个冲突。Tune等人(2014)采用临界违例句(bor-derline anomalies)和一般违例句对德语和英语中的N400效应进行了比较研究。临界违例句一般只有50%左右的辨别率(Umanath，Dolan，&Marsh，2014；Hannon，2015；Cook，2014)。研究结果显示，在德语临界违例句条件下，辨别到违例的关键词上出现了N400/P600效应(晚期正成分)：英语临界违例句条件下，辨别到违例时仅出现P600效应。可以认为在不同的语言中。各种加工线索在句子理解加工过程中起到不同的作用，个体在阅读句子时依靠不同的线索，从而出现了语义错觉效应的跨语言差异。
被试在加工不同语言的语义违例句时，表现出了不同的N400和P600成分。这提示我们在探索句子加工过程时既要考虑句子违例的类型和加工线索的影响，也要考虑所研究语种的特殊性。英语、德语、荷兰语、冰岛语均属于印欧语系中的日耳曼语支，土耳其语属于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中文则属于汉藏语系。三大类语言本身具有不同的特征。除去词根、词缀、格标记等词素句法信息的差异，在句子结构上也有很大的差异。未来的语义违例句研究，要充分考虑不同语种的句法特性对语义加工的影响，以期在语义违例句的跨语言研究中寻求“语义错觉”的普遍内部加工机制，从而更好地理解N400与P600效应的变化。此外，较之英语、德语、荷兰语的语义错觉效应研究，中文语义题元违例句的研究相对较少，并且研究结论也并不统一。例如，同样使用了“把”字句和“被”字句。但是记录到的脑电效应却并不相同(Chow&Phillips，2013；Bomkessel-Schlesewsky et al.，2011)。虽然中文的语序比英语和荷兰语更自由(王路明，2015；Yang，Wu，&Zhou，2015)，但又与语序自由度较高的德语不同。中文并不具备丰富的句法线索，是研究语义错觉效应的良好材料。 (马谐 胡娜 陈睿 王晓曦 王凯 刘艳)
bv the drummer/gravedigger/drum/coffin during the son.”中，“drummer”和“gravedigger”虽然都违反了世界知识，但由于“drummer”与该语境所激活的脚本知识(乐团)匹配度较高，语义得到了预激活，所以并没有出现N400效应，而“gravedigger”诱发了N400效应。同样地，在Hoek等人(2004)的语义错觉效应研究中，语义违例句“The athletes has the javelin thrown/summarized.”的关键词都违反了题元的生命度限定，与“athletes”和“javelin”激活的脚本知识相匹配的“thrown”仅诱发了N400效应，匹配度较低的“summarized”上则出现了双相N400/P600效应。
值得注意的是，关键词与语境词间的语义关联所带来的N400与P600效应还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在Paczvnski和Kuperberg(2012)的研究中，在违反动词的生命度选择限定的“drum”和“COffin”上均记录到了双相N400/P600效应，即使“drum”得到了脚本知识的预先激活，在两个关键词上记录到的N400与P600均不存在显著差异，这说明词语间生命度整合的效应可能大于其他语义关系。除此之外，在词语内容完全一致的句子中，也发现肯定/否定语态影响了关键词与语境词间的语义关系的加工(Nieuwland&Kuperberg，2008)。
虽然句子加工中关键词与语境词间的语义关系会影响到N400和P600的变化，但是对于何种语义条件下会出现N400或者P600效应，我们还不得而知。此外，关键词与语境词间语义关系的加工受到其他语义因素的影响，如上文中提到的生命度限定(题元和动词)，语境信息的语义限定、语用信息以及语句结构等(张秀平，杨晓虹。杨玉芳。2015)。未来的研究应将各类语义关系的作用区分开，关注其他各类语义信息或者非语义信息与词语间语义关系的相互作用，以期对语义加工过程做出更精确的解释，从而细化现有句子加工模型的建构，对句子加工机制做出更加客观的解释。
4.2 讨论跨语言差异
同等条件下的语义题元违例句跨语言比较研究显示，各类型语言中语义错觉效应中并非仅仅表现为P600效应，也可能伴随N400出现，甚至仅有N400效应，这说明语言特异性会影响句子的信息加工过程。
Bornkessel等人(2011)在不同语言的语义题元违例句研究中发现。相比于仅出现P600效应的英语和荷兰语，土耳其语和中文都出现了N400效应，在德语中则表现出了双相N400/P600效应，在冰岛语中记录到的脑电效应则更加特殊。他们认为N400效应取决于读者建构题元关系时对词语顺序的依赖性，即顺序依赖性(sequence-dependence)。在英语和荷兰语中词语顺序是句子表征建构过程中最重要的线索，而德语、土耳其语和中文的参考线索则更加多元，包括了格标记、生命度、可辨度等。上述句子中之所以出现了N400效应，是因为在题元与动词的连接过程中加工器关注了多个线索，格标记“der”将“switch”指派为主语，而它的生命度使之又不足以做主语，此处就产生了一个冲突。Tune等人(2014)采用临界违例句(bor-derline anomalies)和一般违例句对德语和英语中的N400效应进行了比较研究。临界违例句一般只有50%左右的辨别率(Umanath，Dolan，&Marsh，2014；Hannon，2015；Cook，2014)。研究结果显示，在德语临界违例句条件下，辨别到违例的关键词上出现了N400/P600效应(晚期正成分)：英语临界违例句条件下，辨别到违例时仅出现P600效应。可以认为在不同的语言中。各种加工线索在句子理解加工过程中起到不同的作用，个体在阅读句子时依靠不同的线索，从而出现了语义错觉效应的跨语言差异。
被试在加工不同语言的语义违例句时，表现出了不同的N400和P600成分。这提示我们在探索句子加工过程时既要考虑句子违例的类型和加工线索的影响，也要考虑所研究语种的特殊性。英语、德语、荷兰语、冰岛语均属于印欧语系中的日耳曼语支，土耳其语属于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中文则属于汉藏语系。三大类语言本身具有不同的特征。除去词根、词缀、格标记等词素句法信息的差异，在句子结构上也有很大的差异。未来的语义违例句研究，要充分考虑不同语种的句法特性对语义加工的影响，以期在语义违例句的跨语言研究中寻求“语义错觉”的普遍内部加工机制，从而更好地理解N400与P600效应的变化。此外，较之英语、德语、荷兰语的语义错觉效应研究，中文语义题元违例句的研究相对较少，并且研究结论也并不统一。例如，同样使用了“把”字句和“被”字句。但是记录到的脑电效应却并不相同(Chow&Phillips，2013；Bomkessel-Schlesewsky et al.，2011)。虽然中文的语序比英语和荷兰语更自由(王路明，2015；Yang，Wu，&Zhou，2015)，但又与语序自由度较高的德语不同。中文并不具备丰富的句法线索，是研究语义错觉效应的良好材料。 (马谐 胡娜 陈睿 王晓曦 王凯 刘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