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务框架和社会距离对风险决策的影响：来自ERP的证据(4)
P300
P300成分的潜伏期在380ms左右，社会距离、脑区、电极三者的主效应均显著(F(2，24)=5.62，p<0.05，η2=0.32；F(4，48)=-3.88，p<0.01，η2=0.24；F(2，24)=6.31，p<0.01，η2=0.34)，其中，为朋友决策诱发了最大的波幅(3.61 μV)，其次是为自己决策(1.91 μV)，最小的是为陌生人决策(1.36 μV)；P3幅值从额叶至枕叶区依次递增，且左边电极幅值大于中部和右边电极幅值。
LNP
根据总平均图，在P3成分后出现一个负走向的变化，对400-600 ms时间窗口的平均幅值进行三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发现社会距离与脑区主效应显著(F(2，24)=6.22，p<0.01，η2=0.34；F(4，48)=4.17，p<0.01，η2=0.26)，其中，为陌生人决策诱发了最大的波幅(-1.30 μV)，其次是为自己决策(-0.12 μV)，最小的是为朋友决策(1.19 μv)；LNP幅值从额叶至顶叶区依次递减，而电极位置的各幅值之间则没有表现出明显差异(F(2，24)=2.13，p>0.01)。
4讨论
从行为结果来看，反应时数据发现，当决策对象为他人(朋友和陌生人)时，获益框架下的反应时显著低于损失框架下的反应时，而决策对象为自己时二者则并无差异，表明个体为他人决策时耗费的时间会受到任务框架的影响，个体自身的决策行为长期以来已经固化，决策时所用的时间受到任务框架的影响不大，而为他人决策时，个体需要考虑的因素包括他人的行为模式、对风险的态度评估等方面，任务框架的效应也因此凸显出来。
根据风险选项选择率的分析结果发现，获益框架下的选择率显著低于损失框架下的选择率，该结果与Kahneman和Tversky的“前景理论”相吻合，即在获益框架下，会出现风险规避倾向，而在损失框架下，则会出现风险寻求。同时，研究还发现，引入社会距离变量后，个体偏好反转的现象也出现了变化：即使在容易产生风险规避倾向的获益框架下，自我决策时的风险寻求倾向要强于为朋友和陌生人决策，而在损失框架下，自我决策时的风险寻求倾向则低于为朋友和陌生人决策，表现为获益框架下自我决策时风险选项选择率显著高于为朋友和为陌生人决策；损失框架下自我决策时风险选择率显著低于为朋友和为陌生人决策；而无论在获益框架还是损失框架下，为朋友决策和为陌生人决策时的风险选择率没有显著差异。该结果验证了刘永芳，毕玉芳和王怀勇(2010)提出的“自我提升假设”(self-promotion hypothesis)，该假说认为人们倾向于认为他人比自己更看重得失，在现实生活中更患得患失。因此，获益框架下，人们倾向于认为他人比自己更看重到手的小收益而不愿意博取有风险的大收益，而在损失框架下，人们倾向于认为他人比自己更不甘心承受确定的小损失而宁愿冒遭受更大损失的风险放手一搏，看能否避免这种损失。
本研究采用事件相关电位技术记录了在自我决策和为朋友及陌生人决策过程中的脑电变化，主要分析了三种情况下的脑电差异。结果发现，三者均诱发了N1、P2等明显的早期成分和N350，P300，LNP等明显的晚期成分，而进一步方差分析发现，社会距离并没有诱发早期成分在脑区和电极上的显著差异。
关于N350成分的作用存在两种假设。一种假设认为N350与加工难度有关(Sehendan&Kutas，2003)，另一种假设则认为N350反映的是信息加工的抑制过程(Kfillai et a1.，2003)。本研究中，为陌生人决策时引发的N350在负走向上波幅最大。解释水平理论认为个体会将陌生人知觉为远距离对象，自己与朋友则为近距离对象，为陌生人的决策结果表现为与自身利益弱相关，因此个体在为陌生人的决策过程中可能会存在减少信息加工以保存认知资源的倾向，因此诱发了较大的N350波幅。LNP是较N350更晚出现的一个晚期负成分的波形走向，一般出现在决策过程中。LNP的作用与N350类似，Leslie，Friedman和German(2004)研究发现，LNP与冲突抑制有关，而本研究中发现，LNP的分析结果与N350一致。
P300成分活动的增强与个体对刺激信息的加工、动机强度、唤醒水平等密切相关(Dufev，Hurtado，Fernfindez，Manes，&Ibfifiez，201l；Olofsson，Nordin，Sequeira，&Polieh，2008；高雪梅，翁蕾，周群，赵偲，李芳，2015)，也与对情绪性刺激的加工和评价相关(Cacioppo，Crites，Berntson，&Coles，1993；高雪梅等，2015)。社会距离的远近引起了P300波幅的差异，表明近距离决策(为朋友和自我决策)更容易引起个体的注意，对个体的情绪唤醒度较高，个体动机性较强，所投入的认知资源相应也会增加。高雪梅等人(2015)对共情的研究也发现，P300波幅越低，被试的共情水平也较低。P300成分在额叶区幅值达到最大，表明以额叶为主的精神调控系统，对共情起到了整体调节和意识控制的作用(Avenanti，Paluello，Bufalari，&Aglioti，2006)。
本实验中要求被试完善朋友的信息，以便后期实验奖金的发放，增强了被试的卷入程度，在为朋友进行决策时，由于决策结果会直接对朋友的收益产生一定的影响，个体在为朋友决策时会更加的谨慎，个体可能会投入比为自己决策时更多的注意和认知资源，以避免出现朋友最终亏损或收益低于自己情况时的愧疚情绪，从而出现了为朋友决策时P300成分波幅显著大于为自己决策时的P300波幅。
社会距离作为心理距离的一个维度，近年来受到广泛关注。大量的研究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社会距离在决策领域中的作用，但由于任务上的差异可能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例如当研究者将预期他人决策任务转变为直接为他人做决策或为他人提建议时就会产生不同的结果。目前有许多已经被验证的科学工具能够对自我-他人之间的心理距离进行测量(赵秋荻，刘永芳，段婧，徐莎，20l 3)，例如“关系亲近性问卷”(therelationship closeness inventory，RCI；Berscheid，Snyder，&Omoto，1989)和“我中包含多少他量表”(the inclusion of other in the self scale，IOS；Agnew et a1.，2004)，但是关于社会距离远近的界定与操纵比较笼统和单一，刘永芳等人(2014)认为导致自我他人决策差异的直接(近端)原因是心理距离而不是社会距离，今后研究者应该致力于采用更加多元的方法定义和操纵社会距离从而触及对自我
他人之间心理距离的感知。此外，近年来研究者更多的是把焦点放在社会距离对决策结果差异及其理论解释的探讨上，而忽略了社会距离与决策过程的关系，本研究采用时间分辨率较高的ERPs技术初步探讨了二者的关系，得到了一些有價值结论，从共情的角度解释了出现差异的原因，具有一定的理论创新意义。
未来的研究应该把重点放在：(1)对社会距离远近的界定与操纵方式的多元化；(2)采用神经技术手段深入探讨社会距离远近在决策过程中的影响，而非仅仅将视角拘泥于决策结果；(3)在已有理论解释的基础上，引入新的思想，丰富该领域的理论框架。
5结论
社会距离影响框架效应：当决策对象为他人(朋友和陌生人)时，获益框架下的反应时显著低于损失框架下的反应时；获益框架下自我决策时风险选项选择率显著高于为朋友和为陌生人决策；损失框架下自我决策时风险选择率显著低于为朋友和为陌生人决策；而无论在获益框架还是损失框架下，为朋友决策和为陌生人决策时的风险选择率没有显著差异。
此外，社会距离影响决策中再评价过程：不同社会距离条件下所诱发的N350、P300和LNP等晚期成分波幅出现明显的分离，表现为为朋友决策涉及更多的抑制加工，且为朋友决策和自我决策涉及更强的动机性含义，诱发了强烈的共情。 (刘耀中 刘敏 彭滨)
P300成分的潜伏期在380ms左右，社会距离、脑区、电极三者的主效应均显著(F(2，24)=5.62，p<0.05，η2=0.32；F(4，48)=-3.88，p<0.01，η2=0.24；F(2，24)=6.31，p<0.01，η2=0.34)，其中，为朋友决策诱发了最大的波幅(3.61 μV)，其次是为自己决策(1.91 μV)，最小的是为陌生人决策(1.36 μV)；P3幅值从额叶至枕叶区依次递增，且左边电极幅值大于中部和右边电极幅值。
LNP
根据总平均图，在P3成分后出现一个负走向的变化，对400-600 ms时间窗口的平均幅值进行三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发现社会距离与脑区主效应显著(F(2，24)=6.22，p<0.01，η2=0.34；F(4，48)=4.17，p<0.01，η2=0.26)，其中，为陌生人决策诱发了最大的波幅(-1.30 μV)，其次是为自己决策(-0.12 μV)，最小的是为朋友决策(1.19 μv)；LNP幅值从额叶至顶叶区依次递减，而电极位置的各幅值之间则没有表现出明显差异(F(2，24)=2.13，p>0.01)。
4讨论
从行为结果来看，反应时数据发现，当决策对象为他人(朋友和陌生人)时，获益框架下的反应时显著低于损失框架下的反应时，而决策对象为自己时二者则并无差异，表明个体为他人决策时耗费的时间会受到任务框架的影响，个体自身的决策行为长期以来已经固化，决策时所用的时间受到任务框架的影响不大，而为他人决策时，个体需要考虑的因素包括他人的行为模式、对风险的态度评估等方面，任务框架的效应也因此凸显出来。
根据风险选项选择率的分析结果发现，获益框架下的选择率显著低于损失框架下的选择率，该结果与Kahneman和Tversky的“前景理论”相吻合，即在获益框架下，会出现风险规避倾向，而在损失框架下，则会出现风险寻求。同时，研究还发现，引入社会距离变量后，个体偏好反转的现象也出现了变化：即使在容易产生风险规避倾向的获益框架下，自我决策时的风险寻求倾向要强于为朋友和陌生人决策，而在损失框架下，自我决策时的风险寻求倾向则低于为朋友和陌生人决策，表现为获益框架下自我决策时风险选项选择率显著高于为朋友和为陌生人决策；损失框架下自我决策时风险选择率显著低于为朋友和为陌生人决策；而无论在获益框架还是损失框架下，为朋友决策和为陌生人决策时的风险选择率没有显著差异。该结果验证了刘永芳，毕玉芳和王怀勇(2010)提出的“自我提升假设”(self-promotion hypothesis)，该假说认为人们倾向于认为他人比自己更看重得失，在现实生活中更患得患失。因此，获益框架下，人们倾向于认为他人比自己更看重到手的小收益而不愿意博取有风险的大收益，而在损失框架下，人们倾向于认为他人比自己更不甘心承受确定的小损失而宁愿冒遭受更大损失的风险放手一搏，看能否避免这种损失。
本研究采用事件相关电位技术记录了在自我决策和为朋友及陌生人决策过程中的脑电变化，主要分析了三种情况下的脑电差异。结果发现，三者均诱发了N1、P2等明显的早期成分和N350，P300，LNP等明显的晚期成分，而进一步方差分析发现，社会距离并没有诱发早期成分在脑区和电极上的显著差异。
关于N350成分的作用存在两种假设。一种假设认为N350与加工难度有关(Sehendan&Kutas，2003)，另一种假设则认为N350反映的是信息加工的抑制过程(Kfillai et a1.，2003)。本研究中，为陌生人决策时引发的N350在负走向上波幅最大。解释水平理论认为个体会将陌生人知觉为远距离对象，自己与朋友则为近距离对象，为陌生人的决策结果表现为与自身利益弱相关，因此个体在为陌生人的决策过程中可能会存在减少信息加工以保存认知资源的倾向，因此诱发了较大的N350波幅。LNP是较N350更晚出现的一个晚期负成分的波形走向，一般出现在决策过程中。LNP的作用与N350类似，Leslie，Friedman和German(2004)研究发现，LNP与冲突抑制有关，而本研究中发现，LNP的分析结果与N350一致。
P300成分活动的增强与个体对刺激信息的加工、动机强度、唤醒水平等密切相关(Dufev，Hurtado，Fernfindez，Manes，&Ibfifiez，201l；Olofsson，Nordin，Sequeira，&Polieh，2008；高雪梅，翁蕾，周群，赵偲，李芳，2015)，也与对情绪性刺激的加工和评价相关(Cacioppo，Crites，Berntson，&Coles，1993；高雪梅等，2015)。社会距离的远近引起了P300波幅的差异，表明近距离决策(为朋友和自我决策)更容易引起个体的注意，对个体的情绪唤醒度较高，个体动机性较强，所投入的认知资源相应也会增加。高雪梅等人(2015)对共情的研究也发现，P300波幅越低，被试的共情水平也较低。P300成分在额叶区幅值达到最大，表明以额叶为主的精神调控系统，对共情起到了整体调节和意识控制的作用(Avenanti，Paluello，Bufalari，&Aglioti，2006)。
本实验中要求被试完善朋友的信息，以便后期实验奖金的发放，增强了被试的卷入程度，在为朋友进行决策时，由于决策结果会直接对朋友的收益产生一定的影响，个体在为朋友决策时会更加的谨慎，个体可能会投入比为自己决策时更多的注意和认知资源，以避免出现朋友最终亏损或收益低于自己情况时的愧疚情绪，从而出现了为朋友决策时P300成分波幅显著大于为自己决策时的P300波幅。
社会距离作为心理距离的一个维度，近年来受到广泛关注。大量的研究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社会距离在决策领域中的作用，但由于任务上的差异可能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例如当研究者将预期他人决策任务转变为直接为他人做决策或为他人提建议时就会产生不同的结果。目前有许多已经被验证的科学工具能够对自我-他人之间的心理距离进行测量(赵秋荻，刘永芳，段婧，徐莎，20l 3)，例如“关系亲近性问卷”(therelationship closeness inventory，RCI；Berscheid，Snyder，&Omoto，1989)和“我中包含多少他量表”(the inclusion of other in the self scale，IOS；Agnew et a1.，2004)，但是关于社会距离远近的界定与操纵比较笼统和单一，刘永芳等人(2014)认为导致自我他人决策差异的直接(近端)原因是心理距离而不是社会距离，今后研究者应该致力于采用更加多元的方法定义和操纵社会距离从而触及对自我
他人之间心理距离的感知。此外，近年来研究者更多的是把焦点放在社会距离对决策结果差异及其理论解释的探讨上，而忽略了社会距离与决策过程的关系，本研究采用时间分辨率较高的ERPs技术初步探讨了二者的关系，得到了一些有價值结论，从共情的角度解释了出现差异的原因，具有一定的理论创新意义。
未来的研究应该把重点放在：(1)对社会距离远近的界定与操纵方式的多元化；(2)采用神经技术手段深入探讨社会距离远近在决策过程中的影响，而非仅仅将视角拘泥于决策结果；(3)在已有理论解释的基础上，引入新的思想，丰富该领域的理论框架。
5结论
社会距离影响框架效应：当决策对象为他人(朋友和陌生人)时，获益框架下的反应时显著低于损失框架下的反应时；获益框架下自我决策时风险选项选择率显著高于为朋友和为陌生人决策；损失框架下自我决策时风险选择率显著低于为朋友和为陌生人决策；而无论在获益框架还是损失框架下，为朋友决策和为陌生人决策时的风险选择率没有显著差异。
此外，社会距离影响决策中再评价过程：不同社会距离条件下所诱发的N350、P300和LNP等晚期成分波幅出现明显的分离，表现为为朋友决策涉及更多的抑制加工，且为朋友决策和自我决策涉及更强的动机性含义，诱发了强烈的共情。 (刘耀中 刘敏 彭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