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学生心理健康筛查量表的编制(1)
摘要 编制适合我国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筛查工具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首先通过文献分析、实际调研及专家研讨的方式构建出量表的三个筛查级别，22个维度指标，并据此发展出具体项目。再通过对890名普通大学生和67名正在接受咨询的临床大学生样本进行预试，对另810名大学生进行正式测试，以及多轮专家评估来检验和修订项目，最终形成中国大学生心理健康筛查量表。结果表明，中国大学生心理健康筛查量表的模型结构合理，拟合良好；量表各项目区分度良好，信度和效度符合心理测量学要求；咨询求助和未求助大学生在量表以及各维度上的得分均有显著差异。因此，该量表可作为中国大学生心理健康筛查的测量工具。
关键词 大学生，心理健康，项目分析，信度，效度。
分类号 B849
1问题提出
大学阶段是个体人生转折与发展的重要时期，也是心理与行为问题的高发阶段。由于社会竞争激烈、生活压力增大，加之学习竞争、择业压力、恋爱苦恼、经济限制、人际关系难处、家长期望过高等方面的压力，导致大学生心理负荷过重，心理问题越来越突出(王萍，牟宏玮，吴连海，2009a)。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已成为国内外研究者关注的重点(姚本先，陆璐，2007；Zivin，Eisenberg，Gollust，&Golberstein，2009)。局部地区的调查数据显示，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不容乐观，应引起重视。例如刘秀英(2011)对河南省10所高校在校大学生心理健康现状展开调查，结果发现心理不正常的比例超过了20%，其中有7.8%的大学生存在严重心理缺陷，有13.7%的大学生属于危险人群，而另外有24.7%的大学生心理处于临界状态。宋丽娟、唐平、杨贵英、叶怀祥和张涛(2012)对四川省部分高校的大学生调研也指出，大学生总体的心理问题检出率在22.31%。樊富珉与王建中(2001)对北京地区大学生的研究指出，北京市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优于全国大学生，但仍有16.51%的学生存在中度以上心理问题。但也有采用不同研究工具的调查研究指出我国大学新生的心理健康状况较好(张录全，肖建伟，2015)，且元分析表明近年来我国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整体水平在不断提高(辛自强，张梅，何琳，2012)。学者指出，提高大学生心理健康水平需要有效的健康指导和教育对策，而指导与对策的基础是对心理问题的准确判断(郑日昌，邓丽芳，张忠华，郭召良，2005)。有效筛查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有助于解决学生困扰，预防危机的进一步发生。例如王萍、牟宏玮和吴连海(2009b)以某高校为例指出，学校通过对新生篩查出的高危学生采取干预措施，几年来约谈和咨询过的学生无一例发生心理失控问题。还有一些实验研究也表明，通过不同形式的心理干预能够有效的缓解、控制学生的心理问题，促进学生心理健康(王瑶，2003；杨丽，刘盈，吴枫，2005)。
到目前为止，我国大陆地区绝大多数高校都已开展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的测评工作。最常用的测评工具包括症状自评量表(SCL-90)、大学生人格问卷(UPI)、卡特尔十六种人格因素量表(16PF)和中国大学生心理健康量表(CCSMHS)等。SCL-90是由Derogatis于1973年编制的自陈症状量表，主要用于临床诊断，1984年编译并引入我国大陆地区，主要对当前一段时间内(近1周内)个体的心理症状进行测量，涉及感觉、思维、情感、行为、意识、人际关系、生活习惯、饮食、睡眠等方面，然而有研究者指出其在用于正常人群心理健康测量时信度高但实证效度低(王金道，2004)，且其常模需要重新科学制定(黄艳苹，李玲，2009)。UPI是日本高校广泛采用的一种用于对新生进行身心健康调查的问卷，题目主要是反映学生的苦恼、焦虑、矛盾及与身体有关的症状，我国大陆地区1991年引入并修订该问卷，现已成为高校中应用最为广泛的心理测评工具之一，但该量表属于基于经验的非标准化测验，无相关信效度指标和常模(王建中，1995)。16PF是卡特尔于1949年根据人格特质说的观点编制而成的因素分析人格量表，1970年引进我国大陆地区，从乐群性等十六个因素评估个体的人格特点，其中稳定性、兴奋性、忧虑性、紧张性四因素可反映个体的心理健康水平，但对有心理症状的个体的心理健康水平缺少区分能力(单茂洪，1998)。CCSMHS则是我国本土较为成熟的量表，由国家教育部组织编制，主要从躯体化、焦虑、抑郁、自卑、社交退缩、社交攻击、偏执、强迫、依赖、冲动、性心理障碍、精神病倾向12个维度测量在校大学生的心理问题症状(郑日昌等，2005)，但由于题量较多等原因使之实际的使用情况较少，且经过十余年的发展，大学生心理健康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和现象，例如有调查显示网络成瘾在大学生中的筛出率达到73%(张学艳，罗亚洲，2015)，测查工具有待更新。
总体来看，我国大陆地区目前采用的大学生心理健康测评工具存在以下几方面的局限。首先，除CCSMHS为针对我国大学生特点研发而外，其余测评工具均是由国外引进、翻译、修订而来，且大多不是专门针对大学生群体，文化适用性尚存争议(王建中，吴瑞林，2007)；其次，由于不同测评工具在理论构建、筛查标准等方面的不同，结果间可比性差，不利于了解和掌握我国大学生心理健康的整体现状；第三，部分实践中常用的测评工具缺乏心理测量学证据的支撑，使得大学生心理健康领域的研究与实践脱节；第四，心理健康分为不同层次，需要多角度综合评价(刘华山，2001)，但既有工具大多侧重个体心理问题症状的筛查，对更广泛大学生的发展和适应性问题的评估不足。因此，本研究将从我国大学生群体的心理特点、我国高校心理测评的实际需求出发，发展、编制与检验适合我国当代背景的大学生心理健康筛查工具。
基于对既有大学生心理健康领域文献的分析和对高校心理健康测评需求的调研，本研究将大学生心理健康筛查量表设计为严重心理危机、一般心理问题、潜在心理困扰的三级筛查结构。首先，从研究领域来看，既有大学生心理健康研究包括了心理问题症状的评估和一般心理困扰的调查两类，前者侧重少数存在心理问题学生的筛出，而后者关注大学生普遍存在的心理困扰的适应性内容；其次，从实际应用来看，高校在大学生心理健康测评中既亟需筛出少数存在心理问题的高危学生群体以进一步甄别和及时干预，又期望能预防为先，对更多存在适应性问题的学生群体进行关注和预防性干预。例如刘秀英(2011)对河南大学生的调查显示有7.8%的大学生存在严重心理缺陷，这部分学生则需要进一步甄别和干预；另外24.7%的大学生心理处于临界状态，尚未表现出明显症状，则适宜进行心理引导和预防。因此，本研究拟从不同层次评估大学生心理健康水平，区分出了心理问题症状和一般适应性问题；第三，在区分出心理问题症状和一般适应性问题的基础上，基于高校心理健康测评中的危机干预需求，本研究借鉴实践中广泛使用的筛查量表UPI的思路，对某些特别严重的心理问题症状题目赋予更高的权重，以更好的筛出存在严重心理危机的学生，因此进一步将心理问题症状细分为严重心理危机症状和一般性心理问题症状，最终形成三级筛查的量表结构。 (方晓义 袁晓娇 胡伟 邓林园 蔺秀云)
关键词 大学生，心理健康，项目分析，信度，效度。
分类号 B849
1问题提出
大学阶段是个体人生转折与发展的重要时期，也是心理与行为问题的高发阶段。由于社会竞争激烈、生活压力增大，加之学习竞争、择业压力、恋爱苦恼、经济限制、人际关系难处、家长期望过高等方面的压力，导致大学生心理负荷过重，心理问题越来越突出(王萍，牟宏玮，吴连海，2009a)。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已成为国内外研究者关注的重点(姚本先，陆璐，2007；Zivin，Eisenberg，Gollust，&Golberstein，2009)。局部地区的调查数据显示，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不容乐观，应引起重视。例如刘秀英(2011)对河南省10所高校在校大学生心理健康现状展开调查，结果发现心理不正常的比例超过了20%，其中有7.8%的大学生存在严重心理缺陷，有13.7%的大学生属于危险人群，而另外有24.7%的大学生心理处于临界状态。宋丽娟、唐平、杨贵英、叶怀祥和张涛(2012)对四川省部分高校的大学生调研也指出，大学生总体的心理问题检出率在22.31%。樊富珉与王建中(2001)对北京地区大学生的研究指出，北京市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优于全国大学生，但仍有16.51%的学生存在中度以上心理问题。但也有采用不同研究工具的调查研究指出我国大学新生的心理健康状况较好(张录全，肖建伟，2015)，且元分析表明近年来我国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整体水平在不断提高(辛自强，张梅，何琳，2012)。学者指出，提高大学生心理健康水平需要有效的健康指导和教育对策，而指导与对策的基础是对心理问题的准确判断(郑日昌，邓丽芳，张忠华，郭召良，2005)。有效筛查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有助于解决学生困扰，预防危机的进一步发生。例如王萍、牟宏玮和吴连海(2009b)以某高校为例指出，学校通过对新生篩查出的高危学生采取干预措施，几年来约谈和咨询过的学生无一例发生心理失控问题。还有一些实验研究也表明，通过不同形式的心理干预能够有效的缓解、控制学生的心理问题，促进学生心理健康(王瑶，2003；杨丽，刘盈，吴枫，2005)。
到目前为止，我国大陆地区绝大多数高校都已开展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的测评工作。最常用的测评工具包括症状自评量表(SCL-90)、大学生人格问卷(UPI)、卡特尔十六种人格因素量表(16PF)和中国大学生心理健康量表(CCSMHS)等。SCL-90是由Derogatis于1973年编制的自陈症状量表，主要用于临床诊断，1984年编译并引入我国大陆地区，主要对当前一段时间内(近1周内)个体的心理症状进行测量，涉及感觉、思维、情感、行为、意识、人际关系、生活习惯、饮食、睡眠等方面，然而有研究者指出其在用于正常人群心理健康测量时信度高但实证效度低(王金道，2004)，且其常模需要重新科学制定(黄艳苹，李玲，2009)。UPI是日本高校广泛采用的一种用于对新生进行身心健康调查的问卷，题目主要是反映学生的苦恼、焦虑、矛盾及与身体有关的症状，我国大陆地区1991年引入并修订该问卷，现已成为高校中应用最为广泛的心理测评工具之一，但该量表属于基于经验的非标准化测验，无相关信效度指标和常模(王建中，1995)。16PF是卡特尔于1949年根据人格特质说的观点编制而成的因素分析人格量表，1970年引进我国大陆地区，从乐群性等十六个因素评估个体的人格特点，其中稳定性、兴奋性、忧虑性、紧张性四因素可反映个体的心理健康水平，但对有心理症状的个体的心理健康水平缺少区分能力(单茂洪，1998)。CCSMHS则是我国本土较为成熟的量表，由国家教育部组织编制，主要从躯体化、焦虑、抑郁、自卑、社交退缩、社交攻击、偏执、强迫、依赖、冲动、性心理障碍、精神病倾向12个维度测量在校大学生的心理问题症状(郑日昌等，2005)，但由于题量较多等原因使之实际的使用情况较少，且经过十余年的发展，大学生心理健康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和现象，例如有调查显示网络成瘾在大学生中的筛出率达到73%(张学艳，罗亚洲，2015)，测查工具有待更新。
总体来看，我国大陆地区目前采用的大学生心理健康测评工具存在以下几方面的局限。首先，除CCSMHS为针对我国大学生特点研发而外，其余测评工具均是由国外引进、翻译、修订而来，且大多不是专门针对大学生群体，文化适用性尚存争议(王建中，吴瑞林，2007)；其次，由于不同测评工具在理论构建、筛查标准等方面的不同，结果间可比性差，不利于了解和掌握我国大学生心理健康的整体现状；第三，部分实践中常用的测评工具缺乏心理测量学证据的支撑，使得大学生心理健康领域的研究与实践脱节；第四，心理健康分为不同层次，需要多角度综合评价(刘华山，2001)，但既有工具大多侧重个体心理问题症状的筛查，对更广泛大学生的发展和适应性问题的评估不足。因此，本研究将从我国大学生群体的心理特点、我国高校心理测评的实际需求出发，发展、编制与检验适合我国当代背景的大学生心理健康筛查工具。
基于对既有大学生心理健康领域文献的分析和对高校心理健康测评需求的调研，本研究将大学生心理健康筛查量表设计为严重心理危机、一般心理问题、潜在心理困扰的三级筛查结构。首先，从研究领域来看，既有大学生心理健康研究包括了心理问题症状的评估和一般心理困扰的调查两类，前者侧重少数存在心理问题学生的筛出，而后者关注大学生普遍存在的心理困扰的适应性内容；其次，从实际应用来看，高校在大学生心理健康测评中既亟需筛出少数存在心理问题的高危学生群体以进一步甄别和及时干预，又期望能预防为先，对更多存在适应性问题的学生群体进行关注和预防性干预。例如刘秀英(2011)对河南大学生的调查显示有7.8%的大学生存在严重心理缺陷，这部分学生则需要进一步甄别和干预；另外24.7%的大学生心理处于临界状态，尚未表现出明显症状，则适宜进行心理引导和预防。因此，本研究拟从不同层次评估大学生心理健康水平，区分出了心理问题症状和一般适应性问题；第三，在区分出心理问题症状和一般适应性问题的基础上，基于高校心理健康测评中的危机干预需求，本研究借鉴实践中广泛使用的筛查量表UPI的思路，对某些特别严重的心理问题症状题目赋予更高的权重，以更好的筛出存在严重心理危机的学生，因此进一步将心理问题症状细分为严重心理危机症状和一般性心理问题症状，最终形成三级筛查的量表结构。 (方晓义 袁晓娇 胡伟 邓林园 蔺秀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