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型性对群际偏差的影响：以城市居民与农民工的群际关系为例(1)
摘要 已有研究表明典型群体成员会表现出更强的群际偏差。然而，典型群体成员表现群际偏差的基础是内群体偏好还是外群体贬损尚未明确。本研究以中国社会背景下城市居民与农民工的群际关系为例，对典型城市居民表现群际偏差的基础进行探索。研究一采用相关研究设计考察典型性与群际偏差的关系，结果表明越典型的城市居民会表现越强的内群体偏好，但外群体贬损不受典型性影响。研究二采用实验设计对城市居民典型性进行操纵，结果进一步证实了典型性会导致内群体偏好，而非外群體贬损。研究结果一致地表明，典型城市居民表现群际偏差的基础是内群体偏好而非外群体贬损。
关键词 典型性，群际偏差，内群体偏好，外群体贬损，农民工。
分类号 B849
1引言
农民工的城市化会对中国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蔡昉，2010)。然而农民工城市化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农民工在就业、教育和公共服务等多个方面受到不平等对待(陈信勇，金向英，2006；程诚，边燕杰，2014；高明华，2013；张慧，2005)。什么因素会导致城市居民区别对待自身群体和农民工群体呢？在社会心理学的研究中，对内群体及其成员比对外群体及其成员做出更有利评价的系统性倾向被称作群际偏差(Hew-stone，Rubin，&Willis，2002)。本研究旨在探索城市居民的群际偏差如何受到其自身典型性的影响。
群体成员典型性的差异会对群际关系产生重要影响。典型性是指群体成员与群体中具有代表性的典范的相符程度(Billig，1987；Turner，Hogg，Oakes，Reieher，&Wetherell，1987)。相比于边缘群体成员，典型群体成员的群体位置更稳定(Jetten，Branscombe，&Spears，2002；Noel，Wann，&Branscombe，1995)，他们的个人利益与群体利益的联结更紧密(Hains，Hogg，&Duck，1997；VanKnippenberg，Lossie，&Wilke，1994)。正因如此，典型群体更重视群体利益。当面临群体威胁时，典型群体成员会表现群际偏差，而边缘群体成员则不会(Jetten，Spears，&Manstead，1997)。
然而，前人研究并没有在真实群体中对典型性如何影响内群体偏好和外群体贬损进行独立的考察。内群体偏好和外群体贬损是群际偏差的两种形式，二者并不一定会同时发生(Brewer，1999)。内群体偏好更多地影响内群体过程，反映了个人与内群体及其成员的紧密联结；而外群体贬损更多地影响群际过程，反映了个人对外群体及其成员直接的敌意。Brewer(1999)提出，多数的群际偏差是由于对内群体的偏好而非对外群体的直接敌意。然而，在前人关于典型性与群际偏差的研究中(Jetten et a1.，1997)，研究者要求被试将总量一定的资源在内、外群体之间分配，这导致内群体偏好必然要以外群体贬损为代价。也就是说，并不能确定典型性会导致更强的内群体偏好还是外群体贬损。
本研究以北京的城市居民与农民工的群际关系为例，在真实群体中考察典型性如何影响不同形式的群际偏差。不可否认，城市居民和农民工存在一定程度的竞争关系。然而这种竞争并非是直接的、“零和”的：一方面，农民工享受着城市的优质资源；另一方面，农民工也为城市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因此，城市居民维护内群体利益的动机就不必然以牺牲农民工的利益为代价。综上，本研究提出：城市居民的典型性会导致内群体偏好，但典型性不会对农民工贬损产生影响。本研究分别采取问卷调查(研究一)和实验操纵(研究二)的方法，来验证研究假设。
2研究一
2.1研究方法
2.1.1研究对象与程序
本研究为相关设计。研究者通过“问卷星”招募112名北京城市居民参与本研究。被试平均年龄32.27岁(SD=6.62)，其中男性47人(41.96%)，女性65人(58.04%)。开始前，被试被告知所参与的是一项社会态度调查，他们的作答是匿名的，调查结果不会用于科研以外的其他用途。随后被试在网络平台完成包括典型性、群际偏差和额外变量在内的问卷。问卷完成后，每名被试获得约2元的酬劳。
2.1.2研究材料
典型性：采用改编自Jetten等人(1997)的典型性量表对本地居民典型性进行测量。量表共3个项目，要求被试在1到7点量表上评价对题目的同意程度，如“我与典型北京人非常相似”，得分越高代表典型性越高。该量表在本研究中的内部一致性系数达到0.90。
群际偏差：采用改编自Kruglanski，Shah，Pierro和Mannetti(2002)的语义区分量表对群际偏差进行测量，要求被试用6对形容词对本地居民和农民工分别进行评价，形容词包括“有敌意的/友善的”、“低劣的/高尚的”、“无道德的/有道德的”，评价在1到7点量表上进行，得分越高代表对相应群体的评价越积极。对本地居民评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达到0.93，对农民工评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达到0.92。研究者将对本地居民的评价得分减去对农民工的评价得分，得到群际偏差得分，得分越高代表群际偏差越强。
额外变量：主要包括性别、年龄和社会阶层的测量。其中，社会阶层的测量要求被试在1到7分上回答“您认为与平均水平相比，您所在家庭的收入水平如何”，1代表远低于平均水平，7代表远高于平均水平，得分越高表明社会阶层越高。
2.2研究结果及讨论
首先，对本地居民的评价得分与农民工的评价得分的t检验结果表明本地城市居民的评价得分(M=5.49，SD=1.09)显著高于农民工评价得分(M=5.05，SD=1.16，t=4.24，p<0.001)。
随后，对本研究中主要变量进行了描述性分析和相关分析(见表1)。结果表明典型性与对本地居民的评价、对农民工的评价以及群际偏差都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也就是说，越典型的本地城市居民对内、外群体的评价越积极，但同时对内、外群体评价的差异也更大。为了确定典型性对群际偏差的独立影响，通过回归分析进一步考察这一关系。 (张冀琦 黄桢炜 刘力)
关键词 典型性，群际偏差，内群体偏好，外群体贬损，农民工。
分类号 B849
1引言
农民工的城市化会对中国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蔡昉，2010)。然而农民工城市化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农民工在就业、教育和公共服务等多个方面受到不平等对待(陈信勇，金向英，2006；程诚，边燕杰，2014；高明华，2013；张慧，2005)。什么因素会导致城市居民区别对待自身群体和农民工群体呢？在社会心理学的研究中，对内群体及其成员比对外群体及其成员做出更有利评价的系统性倾向被称作群际偏差(Hew-stone，Rubin，&Willis，2002)。本研究旨在探索城市居民的群际偏差如何受到其自身典型性的影响。
群体成员典型性的差异会对群际关系产生重要影响。典型性是指群体成员与群体中具有代表性的典范的相符程度(Billig，1987；Turner，Hogg，Oakes，Reieher，&Wetherell，1987)。相比于边缘群体成员，典型群体成员的群体位置更稳定(Jetten，Branscombe，&Spears，2002；Noel，Wann，&Branscombe，1995)，他们的个人利益与群体利益的联结更紧密(Hains，Hogg，&Duck，1997；VanKnippenberg，Lossie，&Wilke，1994)。正因如此，典型群体更重视群体利益。当面临群体威胁时，典型群体成员会表现群际偏差，而边缘群体成员则不会(Jetten，Spears，&Manstead，1997)。
然而，前人研究并没有在真实群体中对典型性如何影响内群体偏好和外群体贬损进行独立的考察。内群体偏好和外群体贬损是群际偏差的两种形式，二者并不一定会同时发生(Brewer，1999)。内群体偏好更多地影响内群体过程，反映了个人与内群体及其成员的紧密联结；而外群体贬损更多地影响群际过程，反映了个人对外群体及其成员直接的敌意。Brewer(1999)提出，多数的群际偏差是由于对内群体的偏好而非对外群体的直接敌意。然而，在前人关于典型性与群际偏差的研究中(Jetten et a1.，1997)，研究者要求被试将总量一定的资源在内、外群体之间分配，这导致内群体偏好必然要以外群体贬损为代价。也就是说，并不能确定典型性会导致更强的内群体偏好还是外群体贬损。
本研究以北京的城市居民与农民工的群际关系为例，在真实群体中考察典型性如何影响不同形式的群际偏差。不可否认，城市居民和农民工存在一定程度的竞争关系。然而这种竞争并非是直接的、“零和”的：一方面，农民工享受着城市的优质资源；另一方面，农民工也为城市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因此，城市居民维护内群体利益的动机就不必然以牺牲农民工的利益为代价。综上，本研究提出：城市居民的典型性会导致内群体偏好，但典型性不会对农民工贬损产生影响。本研究分别采取问卷调查(研究一)和实验操纵(研究二)的方法，来验证研究假设。
2研究一
2.1研究方法
2.1.1研究对象与程序
本研究为相关设计。研究者通过“问卷星”招募112名北京城市居民参与本研究。被试平均年龄32.27岁(SD=6.62)，其中男性47人(41.96%)，女性65人(58.04%)。开始前，被试被告知所参与的是一项社会态度调查，他们的作答是匿名的，调查结果不会用于科研以外的其他用途。随后被试在网络平台完成包括典型性、群际偏差和额外变量在内的问卷。问卷完成后，每名被试获得约2元的酬劳。
2.1.2研究材料
典型性：采用改编自Jetten等人(1997)的典型性量表对本地居民典型性进行测量。量表共3个项目，要求被试在1到7点量表上评价对题目的同意程度，如“我与典型北京人非常相似”，得分越高代表典型性越高。该量表在本研究中的内部一致性系数达到0.90。
群际偏差：采用改编自Kruglanski，Shah，Pierro和Mannetti(2002)的语义区分量表对群际偏差进行测量，要求被试用6对形容词对本地居民和农民工分别进行评价，形容词包括“有敌意的/友善的”、“低劣的/高尚的”、“无道德的/有道德的”，评价在1到7点量表上进行，得分越高代表对相应群体的评价越积极。对本地居民评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达到0.93，对农民工评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达到0.92。研究者将对本地居民的评价得分减去对农民工的评价得分，得到群际偏差得分，得分越高代表群际偏差越强。
额外变量：主要包括性别、年龄和社会阶层的测量。其中，社会阶层的测量要求被试在1到7分上回答“您认为与平均水平相比，您所在家庭的收入水平如何”，1代表远低于平均水平，7代表远高于平均水平，得分越高表明社会阶层越高。
2.2研究结果及讨论
首先，对本地居民的评价得分与农民工的评价得分的t检验结果表明本地城市居民的评价得分(M=5.49，SD=1.09)显著高于农民工评价得分(M=5.05，SD=1.16，t=4.24，p<0.001)。
随后，对本研究中主要变量进行了描述性分析和相关分析(见表1)。结果表明典型性与对本地居民的评价、对农民工的评价以及群际偏差都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也就是说，越典型的本地城市居民对内、外群体的评价越积极，但同时对内、外群体评价的差异也更大。为了确定典型性对群际偏差的独立影响，通过回归分析进一步考察这一关系。 (张冀琦 黄桢炜 刘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