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身的情绪调节：面部表情对内隐情绪的影响(1)
摘要研究一编制内隐积极消极情绪测验(IPANAT)为中文版。测验包括内隐积极情绪和内隐消极情绪两维度，共36个项目，信效度良好。研究二，诱发被试消极情绪后，对其分三组进行表情操控：微笑组，牙齿横咬筷子；不笑组，嘴唇竖含筷子；对照组，不使用筷子。IPANAT得分及反应时分析表明：不笑组，相比微笑组与对照组，内隐消极情绪恢复得更多。这表明面部表情对内隐情绪调节存在影响，并拓展了具身情绪调节的“匹配假说”。
关键词具身情绪，内隐情绪，积极情绪，消极情绪，情绪调节。
1引言
具身情绪观(embodying emotion)认为，情绪的身体表达和情绪信息的加工理解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1)模式特定的感觉，运动和情绪系统的神经细胞之间紧密相连，它们的激活使人感受到复杂的情绪体验。如面部肌肉与特定情绪有关：眼轮匝肌和颧肌在人微笑时激活，皱眉肌在人愤怒皱眉时激活，提肌与厌恶情绪有关。而躯体感觉皮层和上部脑干核团等脑组织也被证实与情绪体验有关(Damasio et al，2000)。(2)而当人们再次思考、回忆和理解相应的情绪时，原先存储了相关情绪信息的神经细胞就被再次激活，使人产生身临其境的感觉。进一步地，对表情和身体姿势进行操作，可诱发相应情绪状态(情绪体验)，影响情绪信息加工(情绪理解)(Niedent-hal，2007；Wiswede，Mgnte，Krmer，&Rtisseler，2009)。早期的面部反馈假说(Facial FeedbackHypothesis)和躯体标记假说(Somatic MarkerHypothesis)支持了该理论。面部反馈假说认为，人为表现面部表情，能使相应的情绪产生或者增强。根据Antonio Damasio等提出的軀体标记假说，人当前身体状态通过本体感受(proprio-ception)的加工(例如，肌肉长度和关节的表征信息)和内感受(interoception)(表征全身组织的生理状态，例如热的、新陈代谢的)传输给大脑，在大脑中创建了独特的神经激活模式。这些神经激活模式代表无意识情绪，引导行为并且影响决策，而无意识情绪属于内隐情绪的范畴(Shafir，Taylor，Atkinson，Langenecker，&Zubieta，2013)。内隐情绪，是指与情绪体验相关的认知表征的自动激活(Quirin，Kaz6n，&Kuhl，2009)。
双加工模型可以解释内隐加工，该模型认为认知加工存在两个半独立(semi-independent)系统，“快速联系性——感性系统”(fast associative“impulsive”system)和“慢速——反馈系统”(slower“reflective”system)。前者是自动化发生、前意识水平的加工，个体通常能意识到加工结果。后者是意识主动参与、控制的过程，个体通常能意识到加工过程。两个系统依赖不同神经结构(Strack&Deutsch，2004；Wiers&Stacy，2006)。具身情绪指个体意识不到加工过程的情绪，属于快速联系性系统加工，符合内隐情绪(implicit affecf)定义(又见朱楠，蔡永华，孙发伟，杨杨一帆，李其维，2015)。个体可通过自主控制肌肉动作，及随之发生的内感受和本体感受来调节自身情绪(Winters，2008；Shafir etal，2013)。
一系列实证研究表明了面部表情对情绪体验和情绪理解的影响。如Straek，Martin和Stepper(1988)在具身实验中率先使用行为控制范式，让被试用牙齿横向咬笔做出微笑表情，用嘴唇竖着含笔抑制微笑表情(不笑)。牙齿咬笔刺激与笑有关的口轮匝肌为主的肌肉群活动，而嘴唇含笔禁止了该肌肉群活动。结果发现微笑组比不笑组对卡通图片幽默评分更高。另外，皱眉比不皱眉的被试对消极情绪图片报告了更强的悲伤感(Larsen，Kasimatis，&Frey，1992)。以上研究在表情操作同时，向被试呈现了带情绪刺激的材料，测量了不同表情对情绪理解的影响。而孙绍邦和孟昭兰(1993)让被试按照录像带内容做快乐、愤怒与恐惧的表情操，并测其量情绪变化，直接检验了表情对情绪体验的影响。
实证研究已探明，表情能够影响正在经历的情绪体验，做情绪相关表情能增强对应的情绪体验。身体姿势、动作对情绪、态度、认知影响的研究结论，与表情研究的结论相似(Rotella&Rieheson，2013；Nair，Sagar，Sollers，Consedine，&Broadbent，2015；Pefia&Chen，2017)。Shafir等(2013)通过实验提出躯体动作对情绪调节的潜在价值，认为肌肉活动可帮助个体调节自身情绪，如想象、观察与模仿快乐(或悲伤、恐惧)的身体姿势，可以增加相应情绪效价(又见Winters，2008)。具身情绪调节实验可追溯到Riskind(1984)的研究，该实验表明，诱发失败体验后，低头耸肩(stoop)被试抑郁得分低于抬头挺胸(straighf)组。而Veenstra，sehneider和Koole(2017)的实验发现，诱发消极情绪后，低头耸肩组比抬头挺胸组和对照组消极情绪恢复得更少。上述相反的结果，表明躯体姿势能影响情绪调节，然而对已经诱发的消极情绪，究竟采用何种姿势更有助于消极情绪的恢复，并未有一致结论。除躯体动作和姿势，在个体未被诱发情绪时，面部表情对情绪的反馈效果虽已探明，但在个体已经产生消极情绪后，面部表情对消极情绪的调节的影响尚未得到验证。更为关键的是，目前对具身情绪调节效果的检验，多采用自我报告的量表，未纳人内隐情绪的测量。
间接测量法比自我报告(self-report)，即外显(explicit)方法更适合内隐情绪的测量。因为自动激活的内隐情绪只有足够强时才会体现在外显情绪量表中(Quirin，Kaz6n，&Kuhl，2009)。一种间接测量法是，让被试评价中性的、极少引起人情绪的事物，如中国古代象形文字，俄语字母人造词或英文字母人造词等的效价、美感或者与情绪词的关联程度来测量情绪(Murphy&Zaione，1993；Jostmann，Koole，Wulp&Fockenberg，2005)。该方法的原理是心境一致性效应，即个体偏向于把中性事物理解为自己所处情绪状态。该方法可以减弱个体认知和动机因素(如社会期许，要求特征)对测量造成的影响。德国研究者Quirin，Kaz6n和Kuhl(2009)正是基于此方法编制了内隐积极消极情绪测验。IPANAT让个体对人造词表达不同情绪词的程度进行主观判断，以评估其内隐情绪。与其相对应的外显情绪量表是积极情绪消极情绪测验。IPANAT与PANAS都基于Watson和Tellegen(1985)的情绪两维度理论(the two-factorstructureof affect)，将情绪分为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两个维度，只是测量方式不同，得到内隐和外显两种指标。IPANAT包含状态性和特质性情绪两部分，并使人造词评分方法标准化。使用IPANAT的实验表明，内隐情绪可以预测皮质醇调节在认知加工中的表现，而外显情绪则不能预测(Quirin，Kazen，Rohrmann，&Kuhl，2009)。 (鲍婧 傅纳)
关键词具身情绪，内隐情绪，积极情绪，消极情绪，情绪调节。
1引言
具身情绪观(embodying emotion)认为，情绪的身体表达和情绪信息的加工理解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1)模式特定的感觉，运动和情绪系统的神经细胞之间紧密相连，它们的激活使人感受到复杂的情绪体验。如面部肌肉与特定情绪有关：眼轮匝肌和颧肌在人微笑时激活，皱眉肌在人愤怒皱眉时激活，提肌与厌恶情绪有关。而躯体感觉皮层和上部脑干核团等脑组织也被证实与情绪体验有关(Damasio et al，2000)。(2)而当人们再次思考、回忆和理解相应的情绪时，原先存储了相关情绪信息的神经细胞就被再次激活，使人产生身临其境的感觉。进一步地，对表情和身体姿势进行操作，可诱发相应情绪状态(情绪体验)，影响情绪信息加工(情绪理解)(Niedent-hal，2007；Wiswede，Mgnte，Krmer，&Rtisseler，2009)。早期的面部反馈假说(Facial FeedbackHypothesis)和躯体标记假说(Somatic MarkerHypothesis)支持了该理论。面部反馈假说认为，人为表现面部表情，能使相应的情绪产生或者增强。根据Antonio Damasio等提出的軀体标记假说，人当前身体状态通过本体感受(proprio-ception)的加工(例如，肌肉长度和关节的表征信息)和内感受(interoception)(表征全身组织的生理状态，例如热的、新陈代谢的)传输给大脑，在大脑中创建了独特的神经激活模式。这些神经激活模式代表无意识情绪，引导行为并且影响决策，而无意识情绪属于内隐情绪的范畴(Shafir，Taylor，Atkinson，Langenecker，&Zubieta，2013)。内隐情绪，是指与情绪体验相关的认知表征的自动激活(Quirin，Kaz6n，&Kuhl，2009)。
双加工模型可以解释内隐加工，该模型认为认知加工存在两个半独立(semi-independent)系统，“快速联系性——感性系统”(fast associative“impulsive”system)和“慢速——反馈系统”(slower“reflective”system)。前者是自动化发生、前意识水平的加工，个体通常能意识到加工结果。后者是意识主动参与、控制的过程，个体通常能意识到加工过程。两个系统依赖不同神经结构(Strack&Deutsch，2004；Wiers&Stacy，2006)。具身情绪指个体意识不到加工过程的情绪，属于快速联系性系统加工，符合内隐情绪(implicit affecf)定义(又见朱楠，蔡永华，孙发伟，杨杨一帆，李其维，2015)。个体可通过自主控制肌肉动作，及随之发生的内感受和本体感受来调节自身情绪(Winters，2008；Shafir etal，2013)。
一系列实证研究表明了面部表情对情绪体验和情绪理解的影响。如Straek，Martin和Stepper(1988)在具身实验中率先使用行为控制范式，让被试用牙齿横向咬笔做出微笑表情，用嘴唇竖着含笔抑制微笑表情(不笑)。牙齿咬笔刺激与笑有关的口轮匝肌为主的肌肉群活动，而嘴唇含笔禁止了该肌肉群活动。结果发现微笑组比不笑组对卡通图片幽默评分更高。另外，皱眉比不皱眉的被试对消极情绪图片报告了更强的悲伤感(Larsen，Kasimatis，&Frey，1992)。以上研究在表情操作同时，向被试呈现了带情绪刺激的材料，测量了不同表情对情绪理解的影响。而孙绍邦和孟昭兰(1993)让被试按照录像带内容做快乐、愤怒与恐惧的表情操，并测其量情绪变化，直接检验了表情对情绪体验的影响。
实证研究已探明，表情能够影响正在经历的情绪体验，做情绪相关表情能增强对应的情绪体验。身体姿势、动作对情绪、态度、认知影响的研究结论，与表情研究的结论相似(Rotella&Rieheson，2013；Nair，Sagar，Sollers，Consedine，&Broadbent，2015；Pefia&Chen，2017)。Shafir等(2013)通过实验提出躯体动作对情绪调节的潜在价值，认为肌肉活动可帮助个体调节自身情绪，如想象、观察与模仿快乐(或悲伤、恐惧)的身体姿势，可以增加相应情绪效价(又见Winters，2008)。具身情绪调节实验可追溯到Riskind(1984)的研究，该实验表明，诱发失败体验后，低头耸肩(stoop)被试抑郁得分低于抬头挺胸(straighf)组。而Veenstra，sehneider和Koole(2017)的实验发现，诱发消极情绪后，低头耸肩组比抬头挺胸组和对照组消极情绪恢复得更少。上述相反的结果，表明躯体姿势能影响情绪调节，然而对已经诱发的消极情绪，究竟采用何种姿势更有助于消极情绪的恢复，并未有一致结论。除躯体动作和姿势，在个体未被诱发情绪时，面部表情对情绪的反馈效果虽已探明，但在个体已经产生消极情绪后，面部表情对消极情绪的调节的影响尚未得到验证。更为关键的是，目前对具身情绪调节效果的检验，多采用自我报告的量表，未纳人内隐情绪的测量。
间接测量法比自我报告(self-report)，即外显(explicit)方法更适合内隐情绪的测量。因为自动激活的内隐情绪只有足够强时才会体现在外显情绪量表中(Quirin，Kaz6n，&Kuhl，2009)。一种间接测量法是，让被试评价中性的、极少引起人情绪的事物，如中国古代象形文字，俄语字母人造词或英文字母人造词等的效价、美感或者与情绪词的关联程度来测量情绪(Murphy&Zaione，1993；Jostmann，Koole，Wulp&Fockenberg，2005)。该方法的原理是心境一致性效应，即个体偏向于把中性事物理解为自己所处情绪状态。该方法可以减弱个体认知和动机因素(如社会期许，要求特征)对测量造成的影响。德国研究者Quirin，Kaz6n和Kuhl(2009)正是基于此方法编制了内隐积极消极情绪测验。IPANAT让个体对人造词表达不同情绪词的程度进行主观判断，以评估其内隐情绪。与其相对应的外显情绪量表是积极情绪消极情绪测验。IPANAT与PANAS都基于Watson和Tellegen(1985)的情绪两维度理论(the two-factorstructureof affect)，将情绪分为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两个维度，只是测量方式不同，得到内隐和外显两种指标。IPANAT包含状态性和特质性情绪两部分，并使人造词评分方法标准化。使用IPANAT的实验表明，内隐情绪可以预测皮质醇调节在认知加工中的表现，而外显情绪则不能预测(Quirin，Kazen，Rohrmann，&Kuhl，2009)。 (鲍婧 傅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