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合作学习小组中的集体智慧及其影响因素研究(1)
摘要合作学习是应对信息时代学习困境的有效途径。研究一探索了合作学习群体中是否存在集体智慧，研究二比较了互动小组和名义小组在创新观点产生任务中的表现，研究三考察了合作学习小组在群体决策中的表现及其成员的观点和主观自信的影响。研究表明：在长期合作学习小组的多重任务表现中存在代表群体整体一般能力的c因素，即存在集体智慧；在创新观点的产生中，社会影响不利于集体智慧发挥作用；在困难问题解决的判断与决策中，集体智慧发挥的作用更明显，较不会受到个别成员的主观自信、实力和多数人意见左右。建议在合作学习等群体活动中通过策略选择和规则设置促进集体智慧发挥作用。
关键词合作学习，集体智慧，社会影响。
1问题提出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戴汝为和张雷鸣(2010)院士认为，社会思维学是一门研究人作为集体来思维的规律及其与集体思维的相互关系、相互作用的科学，当群体处于社会思维状态下就会使思维能力大大提高，从而发挥其前所未有的水平，使思维的结果实现跨越，涌现出群体智慧，而实现这种群体智慧有赖于综合集成的科学。Paas和Sweller(2012)从进化论视角指出人类的认知结构是需要改善的，应从集体记忆、人类运动及具身认知三方面降低个体面临复杂任务的认知负荷，社会心理学和组织行为学为集体行动参与机制提供了更加丰富的研究视角(Zhou，Shin，Brass，Choi，&Zhang，2009；陈浩，薛婷，乐国安，2012)。2010年，卡内基梅隆大学Woolley和麻省理工学院Malone，Chabris，Pentland，Hashmi和Malone(2010)基于组织管理和社会认知的视角在Science上发表论文阐述集体智慧(collectiveintelligence，CI)的存在证据，指出“团队中成员平均智力以及最高智力水平与团队智能水平并不相关。如果知道可以使团队更加高效的因素，就可以改造团队智能”。Malone和Bernstein(2015)在新近出版的《集体智慧手册》中对集体智慧给出的最新操作性定义是：一群个体集体地进行某些行动并且这一过程中表现出智慧。他们将智慧和集体智慧的内涵进行了比较，智慧的定义包括：学习和理解的能力、应对新的或艰难情境、理性的技巧性运用、应用知识适应环境的能力。集体智慧的定义包括：一组或多组个体集体进行某些行动并表现出智慧、群体处理新的或艰难的情境、群体应用知识适应变化的环境。集体智慧涉及组织理论和分布式人工智能等研究领域，将使生命、物质、信息和人类社会都处在改变之中，也将成为新的生存环境与生存方式。
Woolley和Malone根据智力测验中一般智力(general intelligence，GI)的概念，提出集体智慧的操作性定义，并用实证研究和统计方法提供了集体智慧存在的证据。一般智慧是指在智力测验的不同测验任务的因子分析中，存在一个因子可以解释所有项目的30%至50%的特征值，这就是代表人解决问题和适应环境的一般能力的一般智力。他们认为，能用一两个小时的测验，就对人的长期稳定的能力和行为做出预测，这是智力测验的强大功能的体现，而集体智慧存在与之类似的功能。他们通过对小组在不同任务中表现的统计分析验证了集体智慧的存在：他们发现了能解释小组在不同任务中表现的c因素，c因素与小组成员个体的平均智力和最高智力水平都没有显著相关，但是c因素能预测小组的任务表现，而成员的个体智力水平却不能预测，因此Woolley和Malone指出c因素就是与个体的一般智力(GI)相对应的群体的集体智慧(CI)。
此外，在Woolley等人的研究之前，就有人在合作学习的研究中提出了集体智慧的概念，例如Johnson，Johnson和Smith(2014)认为合作能将集体智慧最大化，从而提高学习的效率；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甘永成和华东师范大学的祝智庭(2006)研究了虚拟学习社区知识建构和集体智慧发展的学习框架，将集体智慧定义为集体在创造、创新和发明上共同合作的一种能力。
集体智慧是一种广泛存在的现象，在动物和人类群体中均有体现，例如，蜜蜂“侦查员”通过“舞蹈”报告地点这一过程中的公平通信网络模式提高了整个蜂群的效率，而在比蜂群较为高等的动物鸽群中，每个鸽子都可以参与飞行抉择，但整个鸽群具有一个层次结构，最终决定受带头鸽子的影响较多(Nagy，Akos，Biro，&Vicsek，2010)。人类在应对同时发生的复杂的社会、科技和经济变化时，也需要通过合作，运用“集体智慧商数”。“集体智慧商数”或“合作商数”如果能像“个人”智商(IQ)那样被测量，则可能确定略微增加的、由参加集体的每一个新个体所增添的智能——关注于人工智能的理论家尤其对此感兴趣。
不同领域的研究者已经从各个角度验证和测量集体智慧，通过测量群体表现来考察集体智慧是最常见的方法，如Woolley等人(2010)，Woolley，Aggarwal和Malone(2015)的研究；除此之外，还包括测量群体的交互记忆(Moreland&Myaskovsky，2000)；小组的领导者(Hackman&Wageman，2007)；以及群体的凝聚性，如群体规范(Langfred，1998)，小组目标(PodsakofflMacKenzie，Paine，&Bachrach，2000)等。
前人研究表明，人際沟通与合作是集体智慧产生的重要因素，同时，集体智慧作为一种稳定的群体特质，是研究和预测群体行为和表现的重要指标。Woolley等人(2010，2015)的研究显示：与集体智慧密切相关的因素都与人与人之间的言语和非言语沟通相关，如话题分布的平均性，社会敏感度等，这些因素也和小组的表现密切相关，反观之小组成员的个体智力水平，与集体智慧没有显著相关，同时也不能预测小组的表现。有学者质疑Woolley的研究时指出，由于其实验对象都是随机分配的临时小组，更多着眼于计算机技术支持下的名义团体和更容易进行平行沟通的群体，因此，如果换成组员相互熟悉的相对长期的小组，其群体表现将与小组成员的智力水平相关。该问题对于合作学习的研究具有很好的实际意义，因为在合作学习的研究领域往往更加关注相对稳定的异质小组的合作机制。 (周详 张泽宇 曾晖)
关键词合作学习，集体智慧，社会影响。
1问题提出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戴汝为和张雷鸣(2010)院士认为，社会思维学是一门研究人作为集体来思维的规律及其与集体思维的相互关系、相互作用的科学，当群体处于社会思维状态下就会使思维能力大大提高，从而发挥其前所未有的水平，使思维的结果实现跨越，涌现出群体智慧，而实现这种群体智慧有赖于综合集成的科学。Paas和Sweller(2012)从进化论视角指出人类的认知结构是需要改善的，应从集体记忆、人类运动及具身认知三方面降低个体面临复杂任务的认知负荷，社会心理学和组织行为学为集体行动参与机制提供了更加丰富的研究视角(Zhou，Shin，Brass，Choi，&Zhang，2009；陈浩，薛婷，乐国安，2012)。2010年，卡内基梅隆大学Woolley和麻省理工学院Malone，Chabris，Pentland，Hashmi和Malone(2010)基于组织管理和社会认知的视角在Science上发表论文阐述集体智慧(collectiveintelligence，CI)的存在证据，指出“团队中成员平均智力以及最高智力水平与团队智能水平并不相关。如果知道可以使团队更加高效的因素，就可以改造团队智能”。Malone和Bernstein(2015)在新近出版的《集体智慧手册》中对集体智慧给出的最新操作性定义是：一群个体集体地进行某些行动并且这一过程中表现出智慧。他们将智慧和集体智慧的内涵进行了比较，智慧的定义包括：学习和理解的能力、应对新的或艰难情境、理性的技巧性运用、应用知识适应环境的能力。集体智慧的定义包括：一组或多组个体集体进行某些行动并表现出智慧、群体处理新的或艰难的情境、群体应用知识适应变化的环境。集体智慧涉及组织理论和分布式人工智能等研究领域，将使生命、物质、信息和人类社会都处在改变之中，也将成为新的生存环境与生存方式。
Woolley和Malone根据智力测验中一般智力(general intelligence，GI)的概念，提出集体智慧的操作性定义，并用实证研究和统计方法提供了集体智慧存在的证据。一般智慧是指在智力测验的不同测验任务的因子分析中，存在一个因子可以解释所有项目的30%至50%的特征值，这就是代表人解决问题和适应环境的一般能力的一般智力。他们认为，能用一两个小时的测验，就对人的长期稳定的能力和行为做出预测，这是智力测验的强大功能的体现，而集体智慧存在与之类似的功能。他们通过对小组在不同任务中表现的统计分析验证了集体智慧的存在：他们发现了能解释小组在不同任务中表现的c因素，c因素与小组成员个体的平均智力和最高智力水平都没有显著相关，但是c因素能预测小组的任务表现，而成员的个体智力水平却不能预测，因此Woolley和Malone指出c因素就是与个体的一般智力(GI)相对应的群体的集体智慧(CI)。
此外，在Woolley等人的研究之前，就有人在合作学习的研究中提出了集体智慧的概念，例如Johnson，Johnson和Smith(2014)认为合作能将集体智慧最大化，从而提高学习的效率；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甘永成和华东师范大学的祝智庭(2006)研究了虚拟学习社区知识建构和集体智慧发展的学习框架，将集体智慧定义为集体在创造、创新和发明上共同合作的一种能力。
集体智慧是一种广泛存在的现象，在动物和人类群体中均有体现，例如，蜜蜂“侦查员”通过“舞蹈”报告地点这一过程中的公平通信网络模式提高了整个蜂群的效率，而在比蜂群较为高等的动物鸽群中，每个鸽子都可以参与飞行抉择，但整个鸽群具有一个层次结构，最终决定受带头鸽子的影响较多(Nagy，Akos，Biro，&Vicsek，2010)。人类在应对同时发生的复杂的社会、科技和经济变化时，也需要通过合作，运用“集体智慧商数”。“集体智慧商数”或“合作商数”如果能像“个人”智商(IQ)那样被测量，则可能确定略微增加的、由参加集体的每一个新个体所增添的智能——关注于人工智能的理论家尤其对此感兴趣。
不同领域的研究者已经从各个角度验证和测量集体智慧，通过测量群体表现来考察集体智慧是最常见的方法，如Woolley等人(2010)，Woolley，Aggarwal和Malone(2015)的研究；除此之外，还包括测量群体的交互记忆(Moreland&Myaskovsky，2000)；小组的领导者(Hackman&Wageman，2007)；以及群体的凝聚性，如群体规范(Langfred，1998)，小组目标(PodsakofflMacKenzie，Paine，&Bachrach，2000)等。
前人研究表明，人際沟通与合作是集体智慧产生的重要因素，同时，集体智慧作为一种稳定的群体特质，是研究和预测群体行为和表现的重要指标。Woolley等人(2010，2015)的研究显示：与集体智慧密切相关的因素都与人与人之间的言语和非言语沟通相关，如话题分布的平均性，社会敏感度等，这些因素也和小组的表现密切相关，反观之小组成员的个体智力水平，与集体智慧没有显著相关，同时也不能预测小组的表现。有学者质疑Woolley的研究时指出，由于其实验对象都是随机分配的临时小组，更多着眼于计算机技术支持下的名义团体和更容易进行平行沟通的群体，因此，如果换成组员相互熟悉的相对长期的小组，其群体表现将与小组成员的智力水平相关。该问题对于合作学习的研究具有很好的实际意义，因为在合作学习的研究领域往往更加关注相对稳定的异质小组的合作机制。 (周详 张泽宇 曾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