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经质人格对青少年移动社交网络过度使用的影响：冲动性与人际困扰的双重中介(4)
根据假设采用偏差校对非参数百分位置信区间Bootstrap法进行中介效应检验，图1显示在控制性别和学段两个无关变量后，链式间接效应模型显著，这一总间接效应的Bootstrap95%置信区间不含0值间接效应0.183，95%CI(0.145，0.224)1，说明冲动性和人际困扰在神经质与移动社交网络过度使用间存在显著的中介效应。表3的数据还显示，总间接效应由三条间接效应构成：第一条间接效应为神经质一冲动性一移动社交网络过度使用，间接效应的Bootstrap95%置信区间不含0值[间接效应0.041，95%CI(0.028，0.057)]，表明冲动性在神经质与移动社交网络过度使用间起着显著的中介效应；第二条间接效应为神经质一冲动性一人际困扰一过度使用，间接效应的Bootstrap95%置信区间不含0值间接效应0.012，95%CI(0.007，0.017)，表明冲动性和人际困扰在神经质与移动社交网络过度使用间起着显著的链式中介效应；第三条间接效应为神经质一人际困扰一过度使用，间接效应的Bootstrap95%置信区间不含O值[间接效应0.130，95%CI(0.095，0.166)，表明人际困扰在神经质与移动社交网络过度使用间起着显著中介效应。
对三条间接效应的差异进行比较：结果表明，间接效应1与间接效应2差异的Bootstrap95%置信区间不含0值[95%CI(0.016，0.045)]，间接效应1与间接效应2存在显著的差异，并且冲动性单独产生的间接效应高于冲动性与人际困扰联合产生的间接效应；间接效应1与间接效应3的Bootstrap9 5%置信区间不含0值95%CI(-0.128，-0.048)1，间接效应l与间接效应3存在显著差异，并且人际困扰产生的间接效应高于冲动性产生的间接效应；间接效应2与间接效应3的Bootstrap95%置信区间不含0值95%CI(-0.152，-0.086)1，间接效应2与间接效应3的差异显著，并且人际困扰单独产生的间接效应高于冲动性与人际困扰联合产生的间接效应。因此，人际困扰起到的中介效应(71.038%)大于冲动性的中介效应(22.404%)，以及人际困扰与冲动性的联合中介效应(6 557%)。
4讨论
4.1神经质，冲动性和人际困扰与移动社交网络过度使用的关系
移动社交网络使用对维持、发展和建立青少年间的社会关系，促进个体的心理健康具有积极作用，然而消极人格和人际困扰会加剧青少年对移动社交网络的过度使用行为。本研究发现，神经质与移动社交网络过度使用间存在密切关系，并且青少年的高神经质特质能正向预测移动社交网络过度使用。神经质人格是一种消极人格，具有这类人格特质的个体具有自卑倾向、完美主义倾向和精神焦虑倾向三种特征，并常表现为情绪激动、焦躁、抑郁、紧张、依赖性强、逃避现实等特点。在现实生活中具有神经质倾向的个体他们常体验到消极情绪，而通过自己又无法及时缓解，移动社交网络作为一个新兴的社交平台，它所提供的各种服务则能够满足高神经质倾向青少年的心理需求，例如，通过微信等平台可以与线上熟人和陌生人建立联系，进行积极自我展现获得高自尊并寻求心理慰藉和满足。这与以往研究的结果一致，Marshall，Lefringhausen和Ferenczi(2015)的一项研究表明高神经质、低自尊与移动社交网络自我呈现存在密切关系，具有高神经质和低自尊的个体会更频繁的在移动社交网络中进行积极自我呈现，也会花费更多的时间来使用移动社交网络。由此可见，高神经质个体希望通过移动社交网络的使用缓解现实交往中存在的焦虑，以及提升现实生活中的低自尊，这就使他们对移动社交网络的使用产生偏好，并在使用时间和强度上高于常人。
本研究发现，冲动性与移动社交网络过度使用存在密切关系，并且青少年的冲动性人格能正向预测移动社交网络过度使用行为。这也得到以往相关研究的间接支持，Ro sen，Whaling，Carrier，Cheever和Rokkum(2013)研究发现，神经质、自恋和冲动性等消极人格对社交网络过度使用具有正向的预测作用，同时社交网络的过度使用又会导致特定的病理性人格障碍；Lee等人(2014)以台湾大学生为研究对象，还发现冲动性和缺乏控制与智能手机使用存在密切关系，并认为冲动性与缺乏控制是智能手机成瘾的重要预测指标；国内研究者李丽、牛志民、梅松丽和宋玉婷(2016)还认为冲动性的个体与心理健康存在消极关系，并且冲动性对智能手机成瘾具有正向预测作用。冲动性是病理性赌博和网络成瘾，甚至是手机成瘾行为的核心症状指标，这类行为成瘾常被看作是一种冲动控制障碍，这表明冲动性对行为成瘾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移动社交网络作为一个虚拟网络社交平台，它满足了大多数青少年休闲娱乐、自我呈现、关系维持、情感支持等心理需求，而具有冲动性人格特质的青少年在使用移动社交网络获得心理满足后，缺乏有效的自我调节和控制能力(Jung&Sundar，2016)，如，常常不能控制和习惯性的查看社交网络，在社交网络中无目的刷屏，这些行为都使青少年花费大量的时间资本、金钱资本和心理资本，并进一步导致相应的消极生理、心理和行为症状。因此，研究中所揭示的冲动性对移动社交网络的正向预测作用，不但扩展了冲动性人格在成瘾行为中的适用和解释范围，而且进一步验证了冲动性作为一种消极人格对移动社交网络过度使用具有重要影响。
本研究发现，人际困扰与移动社交網络过度使用存在密切关系，并且青少年的人际困扰能正向预测移动社交网络过度使用行为。有研究表明，手机成瘾者比非成瘾者面临更多的面对面社会交往问题，在现实社会交往中他们常表现出更多的社交焦虑、抑郁等消极情绪(MiIani，Osualdella，&Di Blasio，2009；Nepon，Flett，Hewitt，&Molnar，2011；Park&Lee，2012)。以往研究也表明，青少年之所以沉溺于互联网，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些青少年大多在现实生活中的人际交往存在问题(宗一楠，徐英，2014)，由于人际交往能力不足或缺陷，使他们体验到更多的是孤独、焦虑、无助、抑郁和自卑，无法在现实生活中获得积极的人际交往体验使他们转而在网络中寻求相应的心理满足。青少年通过使用社交网络来发展维持社会关系和获得特定的心理满足，常常是通过积极自我呈现的方式进行，他们希望通过在线的印象管理和印象整饰，给同在社交网络中的朋友留下自己所期望印象，在这一过程中青少年通过积极自我呈现，来满足自尊需要、归属需要、认同需要，以及社会交往需要，从而获得更多的网络社会资本(Bareket-Boimel，Moran，&Shahar，2016)；不过，社交网络的积极自我呈现虽然可以降低社交焦虑水平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社交能力，但这种积极的体验仅限于社交网络中，而线下的社交问题并没有得到有效的缓解(Grieve，Indian，Witteveen，Anne Tolan，&Marrington，2013)。由此可见，基于智能手机的移动社交网络过度使用，更加便捷的为那些具有人际困扰的青少年提供社会交往的途径，而人际困扰的青少年通过虚拟网络社交，以及积极自我呈现策略，能够改善现实生活中因社交问题导致的消极情绪，尤其是随着移动社交网络平台种类的丰富，具有人际困扰的青少年能够在移动社交网络中获得比现实生活更多的心理资本和社会资本。 (姜永志 王海霞 蒋怀滨 刘勇)
对三条间接效应的差异进行比较：结果表明，间接效应1与间接效应2差异的Bootstrap95%置信区间不含0值[95%CI(0.016，0.045)]，间接效应1与间接效应2存在显著的差异，并且冲动性单独产生的间接效应高于冲动性与人际困扰联合产生的间接效应；间接效应1与间接效应3的Bootstrap9 5%置信区间不含0值95%CI(-0.128，-0.048)1，间接效应l与间接效应3存在显著差异，并且人际困扰产生的间接效应高于冲动性产生的间接效应；间接效应2与间接效应3的Bootstrap95%置信区间不含0值95%CI(-0.152，-0.086)1，间接效应2与间接效应3的差异显著，并且人际困扰单独产生的间接效应高于冲动性与人际困扰联合产生的间接效应。因此，人际困扰起到的中介效应(71.038%)大于冲动性的中介效应(22.404%)，以及人际困扰与冲动性的联合中介效应(6 557%)。
4讨论
4.1神经质，冲动性和人际困扰与移动社交网络过度使用的关系
移动社交网络使用对维持、发展和建立青少年间的社会关系，促进个体的心理健康具有积极作用，然而消极人格和人际困扰会加剧青少年对移动社交网络的过度使用行为。本研究发现，神经质与移动社交网络过度使用间存在密切关系，并且青少年的高神经质特质能正向预测移动社交网络过度使用。神经质人格是一种消极人格，具有这类人格特质的个体具有自卑倾向、完美主义倾向和精神焦虑倾向三种特征，并常表现为情绪激动、焦躁、抑郁、紧张、依赖性强、逃避现实等特点。在现实生活中具有神经质倾向的个体他们常体验到消极情绪，而通过自己又无法及时缓解，移动社交网络作为一个新兴的社交平台，它所提供的各种服务则能够满足高神经质倾向青少年的心理需求，例如，通过微信等平台可以与线上熟人和陌生人建立联系，进行积极自我展现获得高自尊并寻求心理慰藉和满足。这与以往研究的结果一致，Marshall，Lefringhausen和Ferenczi(2015)的一项研究表明高神经质、低自尊与移动社交网络自我呈现存在密切关系，具有高神经质和低自尊的个体会更频繁的在移动社交网络中进行积极自我呈现，也会花费更多的时间来使用移动社交网络。由此可见，高神经质个体希望通过移动社交网络的使用缓解现实交往中存在的焦虑，以及提升现实生活中的低自尊，这就使他们对移动社交网络的使用产生偏好，并在使用时间和强度上高于常人。
本研究发现，冲动性与移动社交网络过度使用存在密切关系，并且青少年的冲动性人格能正向预测移动社交网络过度使用行为。这也得到以往相关研究的间接支持，Ro sen，Whaling，Carrier，Cheever和Rokkum(2013)研究发现，神经质、自恋和冲动性等消极人格对社交网络过度使用具有正向的预测作用，同时社交网络的过度使用又会导致特定的病理性人格障碍；Lee等人(2014)以台湾大学生为研究对象，还发现冲动性和缺乏控制与智能手机使用存在密切关系，并认为冲动性与缺乏控制是智能手机成瘾的重要预测指标；国内研究者李丽、牛志民、梅松丽和宋玉婷(2016)还认为冲动性的个体与心理健康存在消极关系，并且冲动性对智能手机成瘾具有正向预测作用。冲动性是病理性赌博和网络成瘾，甚至是手机成瘾行为的核心症状指标，这类行为成瘾常被看作是一种冲动控制障碍，这表明冲动性对行为成瘾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移动社交网络作为一个虚拟网络社交平台，它满足了大多数青少年休闲娱乐、自我呈现、关系维持、情感支持等心理需求，而具有冲动性人格特质的青少年在使用移动社交网络获得心理满足后，缺乏有效的自我调节和控制能力(Jung&Sundar，2016)，如，常常不能控制和习惯性的查看社交网络，在社交网络中无目的刷屏，这些行为都使青少年花费大量的时间资本、金钱资本和心理资本，并进一步导致相应的消极生理、心理和行为症状。因此，研究中所揭示的冲动性对移动社交网络的正向预测作用，不但扩展了冲动性人格在成瘾行为中的适用和解释范围，而且进一步验证了冲动性作为一种消极人格对移动社交网络过度使用具有重要影响。
本研究发现，人际困扰与移动社交網络过度使用存在密切关系，并且青少年的人际困扰能正向预测移动社交网络过度使用行为。有研究表明，手机成瘾者比非成瘾者面临更多的面对面社会交往问题，在现实社会交往中他们常表现出更多的社交焦虑、抑郁等消极情绪(MiIani，Osualdella，&Di Blasio，2009；Nepon，Flett，Hewitt，&Molnar，2011；Park&Lee，2012)。以往研究也表明，青少年之所以沉溺于互联网，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些青少年大多在现实生活中的人际交往存在问题(宗一楠，徐英，2014)，由于人际交往能力不足或缺陷，使他们体验到更多的是孤独、焦虑、无助、抑郁和自卑，无法在现实生活中获得积极的人际交往体验使他们转而在网络中寻求相应的心理满足。青少年通过使用社交网络来发展维持社会关系和获得特定的心理满足，常常是通过积极自我呈现的方式进行，他们希望通过在线的印象管理和印象整饰，给同在社交网络中的朋友留下自己所期望印象，在这一过程中青少年通过积极自我呈现，来满足自尊需要、归属需要、认同需要，以及社会交往需要，从而获得更多的网络社会资本(Bareket-Boimel，Moran，&Shahar，2016)；不过，社交网络的积极自我呈现虽然可以降低社交焦虑水平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社交能力，但这种积极的体验仅限于社交网络中，而线下的社交问题并没有得到有效的缓解(Grieve，Indian，Witteveen，Anne Tolan，&Marrington，2013)。由此可见，基于智能手机的移动社交网络过度使用，更加便捷的为那些具有人际困扰的青少年提供社会交往的途径，而人际困扰的青少年通过虚拟网络社交，以及积极自我呈现策略，能够改善现实生活中因社交问题导致的消极情绪，尤其是随着移动社交网络平台种类的丰富，具有人际困扰的青少年能够在移动社交网络中获得比现实生活更多的心理资本和社会资本。 (姜永志 王海霞 蒋怀滨 刘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