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我争面子、大我争面子与社会排斥感相关研究(2)
大学生生活在一个相对封闭的集体当中，为班集体、学生团体甚至学校争面子是为传统及现代学校教育所大力倡导的，若不遵循这样的团体规范，只争取个体的面子有可能使这类学生无法在学生团体中建立正常的人际关系，从而被排挤和边缘化，并体验到强烈的社会排斥感。反之，不断为班级、学生团体等“大我”争面子的大学生，由于积极遵守了中国社会所潜藏并倡导的“大我”行为规则，则应更受同学和老师的欢迎，其所体验到的社会排斥感应较弱。本研究拟以大学生为被试，探讨大学生小我争面子取向、大我争面子取向与社会排斥感之间的关系，并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1：大学生的小我争面子与社会排斥感正相关，大我争面子与社会排斥感负相关；
假设2：小我争面子正向预测大学生的社会排斥感，大我争面子负向预测大学生的社会排斥感。
不容忽视的一个事实是，在就业竞争加剧的今天，大学阶段的成绩排名、评奖评优、参与的活动及获得的荣誉等，均是用人单位在招聘时的选聘标准(白蓉，潘治辉，2015)。随着年级的增长，高年级大学生虽大部分时间仍然生活在校园中，但见习、实习及求职压力等使他们对职场用人标准的了解更为清晰，对职场的竞争法则也有了更直接的体验。对就业市场不断提升的关注、与职场接触的不断增多，就业压力的不断提升，用人单位的选聘标准对大学高年级学生的影响会更为直接与明显。这样的标准无疑会增强高年级大学生试图超越他人成为团体中的佼佼者的意愿，而提升自我的能力性面子即小我面子是满足用人单位要求的最佳途径。由此可预见相对低年级大学生而言，高年级大学生应更倾向于小我争面子。
假设3：高年级的大学生比低年级的大学生更倾向于小我争面子。
2研究方法
2.1研究对象
采取整群随机取样法，以江西省一所高校和山东省两所高校的大学生为研究对象。共650名大学生参与了调查，回收有效数据599份。599名有效被试的年龄范围为17-25岁(平均20.24岁，标准差1.53)；大学一、二、三、四年级分别为287、106、154、52名；男女生各为152和447名。
2.2研究工具
小我争面子导向量表(Chou，1996)。量表共11个项目，采用七点Likert计分，从1(完全同意)到7(完全不同意)。为使结果更直观，对所有数据进行反向计分，得分越高表示小我争面子意识越强。研究表明该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Chou，1996)。本研究中该量表的a信度系数为0.824。
大我争面子导向量表(王轶楠，杨中芳，2007)。采用从1(完全同意)到7(完全不同意)的七点Likert计分，同样为使结果更直观，对所有数据进行反向计分，得分越高表示大我争面子意识越强。研究表明该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王軼楠，杨中芳，2007)，本研究中该量表的a信度系数为0.857。
社会排斥感量表(吴惠君，张姝碉，曾宇倩，2013)。分为两个子量表，分别测量直接排斥感和间接排斥感，从0(从不)到4(总是)五点Likert计分。研究表明该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吴惠君等，2013)。本研究中直接排斥感、间接排斥感和社会排斥感总量表的a信度系数分别为0.865、0.872、0.928。
2.3研究程序
调查采用以班级为单位的整群施测方式进行，为避免顺序效应，包括背景资料在内的测查资料以多种不同的顺序排列。测试时首先由研究者(或助手)向被试阅读指导语，强调此次调查只作为科学研究使用，不收集任何有关姓名等身份识别信息。为确保被试能准确作答及打消被试的顾虑，研究者(或助手)在测试过程中向受试者反复强调实验的匿名性、保密原则并要求被试按照自我实际情况真实快速作答。整个测试时间大约为15分钟。
3结果分析
对回收的数据运用SPSS19.0进行处理，具体统计方法有描述性统计、相关分析及回归分析。
3.1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验证性因素分析对数据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以排除数据来源单一性可能会造成的变量间的人为共变。结果，Bartlett球度值为10156.51(p<0.001)，取样适当性KMO=0.922，说明矩阵不可能为单位矩阵且数据可进行因素分析。主成分分析和方差最大旋转法(Varimax)抽取的单因子仅能解释22.75%的变异。可判定本研究共同方法偏差较小，各变量较好地独立。
3.2大、小我争面子意识及社会排斥感的描述性统计及相关分析
对各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及相关分析，结果见表1。结果发现小我争面子与社会排斥感的各个维度及整体均呈显著正相关，然其效应量较小；大我争面子与社会排斥感的各个维度及整体均呈显著负相关，且表现出中等效应量，结果支持了假设1。从总体上看，大学生的大我争面子得分明显较高(M=5.00)。另外从得分上看，大学生体验到的社会排斥感程度整体较低。
3.3社会排斥感对大、小我争面子意识的等级回归分析
以直接排斥感、间接排斥感和整体社会排斥感为因变量，分别对大我争面子意识和小我争面子意识进行等级回归分析。分析发现数据可很好满足等级回归的基本前提假设，残差项均呈正态分布，误差项较好独立(Durbin-Watson值在1.765-1.810之间)。回归分析结果表明(见表2)，大我争面子意识负向预测直接排斥感、间接排斥感及整体社会排斥感，小我争面子意识正向预测直接排斥感、间接排斥感及整体社会排斥感，假设2得证。
3.4大、小我争面子意识及社会排斥感的年级差异分析
对大、小我争面子意识及社会排斥感进行年级差异分析，结果见表3。结果支持了假设3，在小我争面子上，大三、大四学生显著高于大一学生。在大我争面子上大一学生显著高于高年级学生。在直接排斥感、间接排斥感及整体社会排斥感上，高年级学生得分显著高于大一学生。然而大学生小我争面子、大我争面子及社会排斥感的年级差异虽在统计学上有显著意义，但其Cohen’sn2均属于小效应(Cohen，1988)。虽然如此，这仍然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有趣现象。 (梁凤华)
假设1：大学生的小我争面子与社会排斥感正相关，大我争面子与社会排斥感负相关；
假设2：小我争面子正向预测大学生的社会排斥感，大我争面子负向预测大学生的社会排斥感。
不容忽视的一个事实是，在就业竞争加剧的今天，大学阶段的成绩排名、评奖评优、参与的活动及获得的荣誉等，均是用人单位在招聘时的选聘标准(白蓉，潘治辉，2015)。随着年级的增长，高年级大学生虽大部分时间仍然生活在校园中，但见习、实习及求职压力等使他们对职场用人标准的了解更为清晰，对职场的竞争法则也有了更直接的体验。对就业市场不断提升的关注、与职场接触的不断增多，就业压力的不断提升，用人单位的选聘标准对大学高年级学生的影响会更为直接与明显。这样的标准无疑会增强高年级大学生试图超越他人成为团体中的佼佼者的意愿，而提升自我的能力性面子即小我面子是满足用人单位要求的最佳途径。由此可预见相对低年级大学生而言，高年级大学生应更倾向于小我争面子。
假设3：高年级的大学生比低年级的大学生更倾向于小我争面子。
2研究方法
2.1研究对象
采取整群随机取样法，以江西省一所高校和山东省两所高校的大学生为研究对象。共650名大学生参与了调查，回收有效数据599份。599名有效被试的年龄范围为17-25岁(平均20.24岁，标准差1.53)；大学一、二、三、四年级分别为287、106、154、52名；男女生各为152和447名。
2.2研究工具
小我争面子导向量表(Chou，1996)。量表共11个项目，采用七点Likert计分，从1(完全同意)到7(完全不同意)。为使结果更直观，对所有数据进行反向计分，得分越高表示小我争面子意识越强。研究表明该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Chou，1996)。本研究中该量表的a信度系数为0.824。
大我争面子导向量表(王轶楠，杨中芳，2007)。采用从1(完全同意)到7(完全不同意)的七点Likert计分，同样为使结果更直观，对所有数据进行反向计分，得分越高表示大我争面子意识越强。研究表明该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王軼楠，杨中芳，2007)，本研究中该量表的a信度系数为0.857。
社会排斥感量表(吴惠君，张姝碉，曾宇倩，2013)。分为两个子量表，分别测量直接排斥感和间接排斥感，从0(从不)到4(总是)五点Likert计分。研究表明该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吴惠君等，2013)。本研究中直接排斥感、间接排斥感和社会排斥感总量表的a信度系数分别为0.865、0.872、0.928。
2.3研究程序
调查采用以班级为单位的整群施测方式进行，为避免顺序效应，包括背景资料在内的测查资料以多种不同的顺序排列。测试时首先由研究者(或助手)向被试阅读指导语，强调此次调查只作为科学研究使用，不收集任何有关姓名等身份识别信息。为确保被试能准确作答及打消被试的顾虑，研究者(或助手)在测试过程中向受试者反复强调实验的匿名性、保密原则并要求被试按照自我实际情况真实快速作答。整个测试时间大约为15分钟。
3结果分析
对回收的数据运用SPSS19.0进行处理，具体统计方法有描述性统计、相关分析及回归分析。
3.1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验证性因素分析对数据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以排除数据来源单一性可能会造成的变量间的人为共变。结果，Bartlett球度值为10156.51(p<0.001)，取样适当性KMO=0.922，说明矩阵不可能为单位矩阵且数据可进行因素分析。主成分分析和方差最大旋转法(Varimax)抽取的单因子仅能解释22.75%的变异。可判定本研究共同方法偏差较小，各变量较好地独立。
3.2大、小我争面子意识及社会排斥感的描述性统计及相关分析
对各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及相关分析，结果见表1。结果发现小我争面子与社会排斥感的各个维度及整体均呈显著正相关，然其效应量较小；大我争面子与社会排斥感的各个维度及整体均呈显著负相关，且表现出中等效应量，结果支持了假设1。从总体上看，大学生的大我争面子得分明显较高(M=5.00)。另外从得分上看，大学生体验到的社会排斥感程度整体较低。
3.3社会排斥感对大、小我争面子意识的等级回归分析
以直接排斥感、间接排斥感和整体社会排斥感为因变量，分别对大我争面子意识和小我争面子意识进行等级回归分析。分析发现数据可很好满足等级回归的基本前提假设，残差项均呈正态分布，误差项较好独立(Durbin-Watson值在1.765-1.810之间)。回归分析结果表明(见表2)，大我争面子意识负向预测直接排斥感、间接排斥感及整体社会排斥感，小我争面子意识正向预测直接排斥感、间接排斥感及整体社会排斥感，假设2得证。
3.4大、小我争面子意识及社会排斥感的年级差异分析
对大、小我争面子意识及社会排斥感进行年级差异分析，结果见表3。结果支持了假设3，在小我争面子上，大三、大四学生显著高于大一学生。在大我争面子上大一学生显著高于高年级学生。在直接排斥感、间接排斥感及整体社会排斥感上，高年级学生得分显著高于大一学生。然而大学生小我争面子、大我争面子及社会排斥感的年级差异虽在统计学上有显著意义，但其Cohen’sn2均属于小效应(Cohen，1988)。虽然如此，这仍然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有趣现象。 (梁凤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