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制控制训练对手机依赖大学生的干预效果(2)
2.2研究工具
2.2.1被试筛查工具
被试筛查工具包括《大学生手机成癮倾向量表》和手机软件24Pi。量表由熊婕，周宗奎，陈武，游志麒，翟紫艳(2012)编制，共16个项目，5等级计分。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87。手机软件24Pi用来记录调查对象每天手机使用时间。
2.2.2训练前后抑制控制能力测量任务
使用数字Stroop测试作为抑制控制能力前后测工具，这是因为数字Stroop任务在抑制控制测量中被认为敏感度更高，而且数字的选择范围更宽(赵鑫，周仁来，2011)。
2.2.3抑制控制训练任务
抑制控制训练分为两个阶段，第1-4周为第一阶段，第5-8周为第二阶段。训练时间避开了学生的集体活动时间(如大型考试等)。
训练第一阶段任务：手机Go/NoGo任务。每周训练2次，每次40分钟左右。共训练4周。该任务包括手机图片、书籍图片和家具图片，被试需要对手机相关图片做出NoGo反应，而需要对书籍相关图片做出Go反应。选择书籍图片是因为书籍和手机具有外形上的相似性，良好的阅读习惯也可以尽量减少手机使用时间。家具图片作为中性刺激，被试对其一半做出“Go”反应，一半做出“NoGo”反应。手机图片8张，书籍图片8张，家具图片16张。手机和书籍图片各呈现96次，家具图片呈现192次。图l为手机Go/NoGo实验流程图。
Go信号是图片外面没有边框，NoGo反应信号是图片外面有黑色边框，NoGo条件下不需要做出任何反应，Go条件下需要判断图片出现的位置，图片呈现的位置50%在左侧，50%在右侧。Go条件下，图片出现在被试视角左侧时，需要被试用左手食指按c键进行反应，图片出现在被试视角右侧时，被试用右手食指按M键做出反应。根据以往的研究(Lawrence et al，2015)，被试需要在1250ms内做出反应，否则页面提示“未及时反应”。为了避免疲劳带来的影响，任务中间休息3次。练习包括24个试次。
其中，手机相关线索图片出现时100%为“NoGo”trail(外面有黑色边框)，书籍图片100%为“Go”trail(外面没有黑色边框)，家具图片50%为“NoGo”trail，50%为“Go”trail。如图2为“Go”trial和“NoGo”trail的举例。
训练第二阶段任务：第二阶段任务为手机振动铃声干扰下的Go/NoGo任务。该任务每周训练2次，每次约40分钟。共训练4周。该任务要求被试在手机振动铃声干扰下完成手机Go/NoGo任务。其中手机振动铃声每段持续2 s，间隔5 s出现，10 s内振动5次，音量为60分贝。此外，每次训练后，被试填写训练记录本记录训练过程中的感受以及近期的抑制控制成功事件。并在训练结束3个月之后进行相关回访。
2.2.4抑制控制训练记录本
为了让训练的过程在被试头脑中留下更深刻的印象及了解训练对手机依赖大学生产生的影响。训练组被试在训练后要求在记录本上记录自己的训练感受、近期抑制控制成功事件等内容，并为训练研究提供更多建议。
3研究结果
3.1抑制控制训练纵向效果分析
对训练组在不同时间点测量的结果进行纵向比较。使用方差分析比较五个时间点训练组和非训练组的手机依赖水平和抑制控制能力，测量的指标包括：(1)手机成瘾倾向量表得分；(2)平均每天手机使用时间(取一周手机使用时间的平均值)。(3)数字Stroop抑制冲突效应量。抑制冲突效应量的计算方式为数字Stroop任务中不一致条件与一致条件下反应时间之差，抑制冲突效应量越大，说明其抑制控制能力越差。
对不同时间点训练组的手机成瘾倾向量表得分、手机使用时间、抑制冲突效应量进行多因素方差分析，结果发现不同时间点，训练组的手机成瘾倾向量表得分、手机使用时间和抑制冲突效应量测量结果之间差异显著。
首先，从表1可以看出在抑制控制训练前后，手机依赖大学生手机成瘾倾向量表得分五次测量结果之间差异显著，F(4，135)=16.73，p<0.0001，n2=0，33。事后分析发现训练组训练前手机依赖量表得分显著高于训练第4周、训练第8周、训练后l周测量结果和训练后1个月测量结果，均值差在12.54-19.89之间。此外，训练后1周测量的手机依赖量表得分显著高于训练后1个月测量的结果，均值差=7.36，p<0.05。相比较而言，训练组在训练前手机成瘾倾向量表得分最高，在训练第4周、第8周显著下降，而在训练结束1周后又缓步回升，在训练结束后1个月之后又再次下降。这可能是因为训练结束1周后，脱离训练的被试开始重新找回使用手机的乐趣，抑制手机使用的能力下降，因而导致量表测量的结果略微上升，训练一个月之后，手机依赖大学生手机成瘾倾向量表测量结果又再次下降，这一方面是抑制控制训练保持的结果，一方面可能是训练组被试在熟悉手机的功能之后，对手机使用不再产生新鲜感，逐渐回归正常生活导致的。
其次，手机使用时间方面，各个时间点测量的平均结果之间差异显著。方差分析结果为F(4，135)=47.88，p<0.0001，n2=0.59。训练第8周时测量的手机使用时间最低，为平均每天2.71小时，而在训练前手机依赖大学生平均每天手机使用时间最长，平均每天达到5.66小时。在训练结束1周后其手机使用时间略有提升，为平均每天3.58小时，在训练1个月之后平均每天2.77小时。从手机使用时间指标上看，训练组手机使用时间显著减少，并且保持较好的训练的近期效果和远期效果。
最后，数字Stroop任务测量的抑制冲突效应量在不同时间的测量结果差异显著，F(4，135)=10.90，p<0.0001，n2=0.24。具体地，训练第4周测量的结果和训练后1个月追踪的远期效果评估值之间差异不显著(均值差=0.86)，而训练第4周和训练结束1个月之后测量的结果显著低于训练前测量的抑制冲突效应量，说明在训练第4周之后和训练结束1个月之后抑制控制能力提升最为明显。 (丁相玲 祖静 张向葵)
2.2.1被试筛查工具
被试筛查工具包括《大学生手机成癮倾向量表》和手机软件24Pi。量表由熊婕，周宗奎，陈武，游志麒，翟紫艳(2012)编制，共16个项目，5等级计分。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87。手机软件24Pi用来记录调查对象每天手机使用时间。
2.2.2训练前后抑制控制能力测量任务
使用数字Stroop测试作为抑制控制能力前后测工具，这是因为数字Stroop任务在抑制控制测量中被认为敏感度更高，而且数字的选择范围更宽(赵鑫，周仁来，2011)。
2.2.3抑制控制训练任务
抑制控制训练分为两个阶段，第1-4周为第一阶段，第5-8周为第二阶段。训练时间避开了学生的集体活动时间(如大型考试等)。
训练第一阶段任务：手机Go/NoGo任务。每周训练2次，每次40分钟左右。共训练4周。该任务包括手机图片、书籍图片和家具图片，被试需要对手机相关图片做出NoGo反应，而需要对书籍相关图片做出Go反应。选择书籍图片是因为书籍和手机具有外形上的相似性，良好的阅读习惯也可以尽量减少手机使用时间。家具图片作为中性刺激，被试对其一半做出“Go”反应，一半做出“NoGo”反应。手机图片8张，书籍图片8张，家具图片16张。手机和书籍图片各呈现96次，家具图片呈现192次。图l为手机Go/NoGo实验流程图。
Go信号是图片外面没有边框，NoGo反应信号是图片外面有黑色边框，NoGo条件下不需要做出任何反应，Go条件下需要判断图片出现的位置，图片呈现的位置50%在左侧，50%在右侧。Go条件下，图片出现在被试视角左侧时，需要被试用左手食指按c键进行反应，图片出现在被试视角右侧时，被试用右手食指按M键做出反应。根据以往的研究(Lawrence et al，2015)，被试需要在1250ms内做出反应，否则页面提示“未及时反应”。为了避免疲劳带来的影响，任务中间休息3次。练习包括24个试次。
其中，手机相关线索图片出现时100%为“NoGo”trail(外面有黑色边框)，书籍图片100%为“Go”trail(外面没有黑色边框)，家具图片50%为“NoGo”trail，50%为“Go”trail。如图2为“Go”trial和“NoGo”trail的举例。
训练第二阶段任务：第二阶段任务为手机振动铃声干扰下的Go/NoGo任务。该任务每周训练2次，每次约40分钟。共训练4周。该任务要求被试在手机振动铃声干扰下完成手机Go/NoGo任务。其中手机振动铃声每段持续2 s，间隔5 s出现，10 s内振动5次，音量为60分贝。此外，每次训练后，被试填写训练记录本记录训练过程中的感受以及近期的抑制控制成功事件。并在训练结束3个月之后进行相关回访。
2.2.4抑制控制训练记录本
为了让训练的过程在被试头脑中留下更深刻的印象及了解训练对手机依赖大学生产生的影响。训练组被试在训练后要求在记录本上记录自己的训练感受、近期抑制控制成功事件等内容，并为训练研究提供更多建议。
3研究结果
3.1抑制控制训练纵向效果分析
对训练组在不同时间点测量的结果进行纵向比较。使用方差分析比较五个时间点训练组和非训练组的手机依赖水平和抑制控制能力，测量的指标包括：(1)手机成瘾倾向量表得分；(2)平均每天手机使用时间(取一周手机使用时间的平均值)。(3)数字Stroop抑制冲突效应量。抑制冲突效应量的计算方式为数字Stroop任务中不一致条件与一致条件下反应时间之差，抑制冲突效应量越大，说明其抑制控制能力越差。
对不同时间点训练组的手机成瘾倾向量表得分、手机使用时间、抑制冲突效应量进行多因素方差分析，结果发现不同时间点，训练组的手机成瘾倾向量表得分、手机使用时间和抑制冲突效应量测量结果之间差异显著。
首先，从表1可以看出在抑制控制训练前后，手机依赖大学生手机成瘾倾向量表得分五次测量结果之间差异显著，F(4，135)=16.73，p<0.0001，n2=0，33。事后分析发现训练组训练前手机依赖量表得分显著高于训练第4周、训练第8周、训练后l周测量结果和训练后1个月测量结果，均值差在12.54-19.89之间。此外，训练后1周测量的手机依赖量表得分显著高于训练后1个月测量的结果，均值差=7.36，p<0.05。相比较而言，训练组在训练前手机成瘾倾向量表得分最高，在训练第4周、第8周显著下降，而在训练结束1周后又缓步回升，在训练结束后1个月之后又再次下降。这可能是因为训练结束1周后，脱离训练的被试开始重新找回使用手机的乐趣，抑制手机使用的能力下降，因而导致量表测量的结果略微上升，训练一个月之后，手机依赖大学生手机成瘾倾向量表测量结果又再次下降，这一方面是抑制控制训练保持的结果，一方面可能是训练组被试在熟悉手机的功能之后，对手机使用不再产生新鲜感，逐渐回归正常生活导致的。
其次，手机使用时间方面，各个时间点测量的平均结果之间差异显著。方差分析结果为F(4，135)=47.88，p<0.0001，n2=0.59。训练第8周时测量的手机使用时间最低，为平均每天2.71小时，而在训练前手机依赖大学生平均每天手机使用时间最长，平均每天达到5.66小时。在训练结束1周后其手机使用时间略有提升，为平均每天3.58小时，在训练1个月之后平均每天2.77小时。从手机使用时间指标上看，训练组手机使用时间显著减少，并且保持较好的训练的近期效果和远期效果。
最后，数字Stroop任务测量的抑制冲突效应量在不同时间的测量结果差异显著，F(4，135)=10.90，p<0.0001，n2=0.24。具体地，训练第4周测量的结果和训练后1个月追踪的远期效果评估值之间差异不显著(均值差=0.86)，而训练第4周和训练结束1个月之后测量的结果显著低于训练前测量的抑制冲突效应量，说明在训练第4周之后和训练结束1个月之后抑制控制能力提升最为明显。 (丁相玲 祖静 张向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