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制控制训练对手机依赖大学生的干预效果(3)
分析训练记录本发现，训练组对抑制控制训练效果较为满意，训练组的抑制控制成功事件多于非训练组。训练效果能维持一段时间，但容易出現复发的情况。参与者建议未来增加同伴家督、分享抑制控制成功事件等方式来改善干预方案。
为了继续追踪训练之后的长远效果，研究者在干预结束后3个月，对参加干预研究的训练组进行了回访，回访发现，训练组在日常感受中通过训练感受到抑制控制能力的提升，24pi记录的手机使用时间持续下降，并且在学业、生活等多个领域感受到抑制成功事件更多。
3.2训练组和非训练组的横向比较
对训练组和非训练组实验前测进行横向比较，比较的指标包括手机成瘾倾向量表得分、手机使用时间和抑制冲突效应量。不同组别被试得分情况见表2。
首先，对训练组和非训练组不同阶段测量的量表得分、手机使用时间及抑制冲突效应量进行描述性统计。结果发现训练组第8周测量的手机成瘾倾向量表得分最低，而在训练结束后，该量表得分略有上升，训练后1个月再次测量的结果又有所下降。平均手机使用时间方面，训练组在训练第8周测量的平均每天手机使用时间最低，训练结束后有所回升后又再次下降。抑制冲突效应量得分方面，训练组的抑制控制能力在训练结束后1个月测量的结果最低，而非训练组在不同阶段测量的抑制冲突效应量波动幅度不大。
其次，对训练组和非训练组在不同时间测量的手机成瘾倾向量表得分、手机使用时间进行差异检验。手机成瘾倾向量表得分方面，球形检验结果p=0.048<0.05，使用Greenhouse-Geisser的校正F检验结果。校正后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发现两组在不同时间点测量的量表得分存在显著差异，F(4，212)=26.03，p<0.0001，n2=0.33。组间变量“不同组别”的主效应差显著，F(1，53)=90.94，p<0.0001，n2-0.63。非训练组手机成瘾倾向量表分数显著高于训练组。测量时间和被试组别之间的交互作用显著，F(4，212)=8.89，p<0.0001，n2=0.14。对交互作用的简单效应分析发现在在训练第4周、第8周、训练后1周和1个月之后，非训练组的手机成瘾倾向量表都显著高于训练组。
手机使用时间方面，两组在不同时间点测量的手机使用时间存在显著差异，F(4，212)=35.57，p<0.0001，n2=0.40。组间变量“不同组别”主效应显著，F(1，53)=113.02，p<0.0001，n2=0.68。事后分析发现训练组手机使用时间显著低于非训练组。不同时间点和训练组别之间交互作用显著，F(4，212)-34.40，p<0.0001，n2=0.39。对交互作用的简单效应分析发现在训练第4周、第8周、训练后1周和1个月，非训练组的手机使用时间都显著高于训练组(p<0.01)。而在训练前两组被试的手机使用时间差异不显著。
最后，抑制冲突效应量方面，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发现不同时间点主效应显著，F(4，212)=6.77，p<0.0001，n2=0.11。“不同组别”主效应应显著，F(1，53)=88.71，p<0.0001，n2=0.63。非训练组的抑制冲突效应量显著高于训练组。不同训练时间和被试组别之间交互作用显著，F(4，212)=6.32，p<0.0001，n2=0.11。对被试组别与训练时间点的交互作用进行简单效应分析，结果发现非训练组的抑制冲突效应量在训练后1周和1个月都显著高于训练组，p<0.01。在训练结束3个月之后，非训练组的回访发现非训练组手机依赖大学生手机使用时间持续增加，手机依赖感受增强，而其学业、生活都受到手机过度使用的干扰。这说明手机依赖很难自我摆脱，需要提供一定的训练方案。
4讨论
本研究对手机依赖大学生进行抑制控制训练，并与非训练组进行比较，结果发现抑制控制训练组经过2个月左右的训练，和非训练组相比，其抑制控制能力显著提升，而手机依赖水平和手机使用时间显著下降。其效果在训练接受1个月之后仍保持较好，训练结束3个月回访也发现训练组抑制控制取得的效果较好。说明抑制控制训练能够提升手机依赖大学生的抑制控制能力，降低其手机依赖水平。
可以使用“自我控制力量模型”来解释本研究中抑制控制训练组取得的效果。训练组通过抑制控制训练提升了手机依赖大学生的抑制控制能力，抑制控制是一种为改变自身反应以符合社会道德以及有助于实现长期目标的有限资源(Baumeister，Vohs，&Tice，2007)。个体在前一阶段任务进行自我控制后，该资源会出现暂时性的耗竭(即自我损耗，ego-depletion)，进而影响随后的自我控制任务表现(窦凯，聂衍刚，王玉洁，黎建斌，2014)。在完成学习和工作任务中，一旦遇到需要自我控制的任务，就会产生自我控制资源的损耗，而手机依赖大学生本身自我控制资源匮乏，进而导致学习和工作中无法专注，常常走神。而正如自我控制力量模型中提出的自我控制如同肌肉一样可以通过训练培养。通过抑制控制训练可以提升其抑制控制能力，一方面，当手机依赖大学生有了足够的“自我控制”资源，其抵抗外界诱惑的能力提高。另一方面，训练过程中被试对抑制控制成功事件的记录，加深了其对成功抵制外界诱惑事件的记忆，提高了其抑制控制效能感。
训练组和非训练组在训练过程中都发现无论是手机使用时间和抑制冲突效应量呈现了先下降后上升再下降的趋势。可以做如下解释：在抑制控制训练之后，手机依赖大学生的抑制控制能力得到了即刻提升，有了足够的抑制控制资源去抵抗手机使用的诱惑，因此训练期间手机使用时间和冲突效应下降，而在干预结束一周之后，无论是使用时间还是冲突效应都有回升趋势，这是由于干预结束之后，手机依赖大学生不再接受抑制控制训练，因此出现了控制训练效果的反弹。而在干预结束1个月之后，对干预组的远期效果评估发现训练组的手机使用时间和冲突出现了再次下降趋势，根据训练组回访发现，每当他们想要使用手机的时候，训练过程中抑制控制提升的积极感受和手机使用时间记录提醒他们能够战胜手机使用的冲动性，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保证手机依赖大学生抑制手机使用冲动。
在训练结束3个月之后，非训练组的回访发现非训练组手机依赖大学生手机使用时间持续增加，手机依赖感受增强，而其学业、生活都受到手机过度使用的干扰。这说明手机依赖很难自我摆脱，需要提供一定的训练方案。这也启发我们手机过度使用对抑制控制能力可能具有破坏作用，这种破坏作用是否是长远的、永久的还需要未来更多的追踪研究进行分析。
此外，对训练组进行回访中参与者期望未来增加同伴监督、同伴间分享抑制控制成功经验等内容，这些为未来的干预研究提供启示。
5结论
在本研究的实验控制下，以抑制控制训练对手机依赖大学生进行干预，结果表明：训练组被试在接受抑制控制训练为期8周16次的个别辅导训练后，手机依赖总分、手机使用时间与非训练组相比出现了显著降低，其持续效果可以持续训练结束后3个月左右时间。训练组抑制控制控制能力显著提高。因此，抑制控制训练对个体的手机依赖的干预效果明显。 (丁相玲 祖静 张向葵)
为了继续追踪训练之后的长远效果，研究者在干预结束后3个月，对参加干预研究的训练组进行了回访，回访发现，训练组在日常感受中通过训练感受到抑制控制能力的提升，24pi记录的手机使用时间持续下降，并且在学业、生活等多个领域感受到抑制成功事件更多。
3.2训练组和非训练组的横向比较
对训练组和非训练组实验前测进行横向比较，比较的指标包括手机成瘾倾向量表得分、手机使用时间和抑制冲突效应量。不同组别被试得分情况见表2。
首先，对训练组和非训练组不同阶段测量的量表得分、手机使用时间及抑制冲突效应量进行描述性统计。结果发现训练组第8周测量的手机成瘾倾向量表得分最低，而在训练结束后，该量表得分略有上升，训练后1个月再次测量的结果又有所下降。平均手机使用时间方面，训练组在训练第8周测量的平均每天手机使用时间最低，训练结束后有所回升后又再次下降。抑制冲突效应量得分方面，训练组的抑制控制能力在训练结束后1个月测量的结果最低，而非训练组在不同阶段测量的抑制冲突效应量波动幅度不大。
其次，对训练组和非训练组在不同时间测量的手机成瘾倾向量表得分、手机使用时间进行差异检验。手机成瘾倾向量表得分方面，球形检验结果p=0.048<0.05，使用Greenhouse-Geisser的校正F检验结果。校正后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发现两组在不同时间点测量的量表得分存在显著差异，F(4，212)=26.03，p<0.0001，n2=0.33。组间变量“不同组别”的主效应差显著，F(1，53)=90.94，p<0.0001，n2-0.63。非训练组手机成瘾倾向量表分数显著高于训练组。测量时间和被试组别之间的交互作用显著，F(4，212)=8.89，p<0.0001，n2=0.14。对交互作用的简单效应分析发现在在训练第4周、第8周、训练后1周和1个月之后，非训练组的手机成瘾倾向量表都显著高于训练组。
手机使用时间方面，两组在不同时间点测量的手机使用时间存在显著差异，F(4，212)=35.57，p<0.0001，n2=0.40。组间变量“不同组别”主效应显著，F(1，53)=113.02，p<0.0001，n2=0.68。事后分析发现训练组手机使用时间显著低于非训练组。不同时间点和训练组别之间交互作用显著，F(4，212)-34.40，p<0.0001，n2=0.39。对交互作用的简单效应分析发现在训练第4周、第8周、训练后1周和1个月，非训练组的手机使用时间都显著高于训练组(p<0.01)。而在训练前两组被试的手机使用时间差异不显著。
最后，抑制冲突效应量方面，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发现不同时间点主效应显著，F(4，212)=6.77，p<0.0001，n2=0.11。“不同组别”主效应应显著，F(1，53)=88.71，p<0.0001，n2=0.63。非训练组的抑制冲突效应量显著高于训练组。不同训练时间和被试组别之间交互作用显著，F(4，212)=6.32，p<0.0001，n2=0.11。对被试组别与训练时间点的交互作用进行简单效应分析，结果发现非训练组的抑制冲突效应量在训练后1周和1个月都显著高于训练组，p<0.01。在训练结束3个月之后，非训练组的回访发现非训练组手机依赖大学生手机使用时间持续增加，手机依赖感受增强，而其学业、生活都受到手机过度使用的干扰。这说明手机依赖很难自我摆脱，需要提供一定的训练方案。
4讨论
本研究对手机依赖大学生进行抑制控制训练，并与非训练组进行比较，结果发现抑制控制训练组经过2个月左右的训练，和非训练组相比，其抑制控制能力显著提升，而手机依赖水平和手机使用时间显著下降。其效果在训练接受1个月之后仍保持较好，训练结束3个月回访也发现训练组抑制控制取得的效果较好。说明抑制控制训练能够提升手机依赖大学生的抑制控制能力，降低其手机依赖水平。
可以使用“自我控制力量模型”来解释本研究中抑制控制训练组取得的效果。训练组通过抑制控制训练提升了手机依赖大学生的抑制控制能力，抑制控制是一种为改变自身反应以符合社会道德以及有助于实现长期目标的有限资源(Baumeister，Vohs，&Tice，2007)。个体在前一阶段任务进行自我控制后，该资源会出现暂时性的耗竭(即自我损耗，ego-depletion)，进而影响随后的自我控制任务表现(窦凯，聂衍刚，王玉洁，黎建斌，2014)。在完成学习和工作任务中，一旦遇到需要自我控制的任务，就会产生自我控制资源的损耗，而手机依赖大学生本身自我控制资源匮乏，进而导致学习和工作中无法专注，常常走神。而正如自我控制力量模型中提出的自我控制如同肌肉一样可以通过训练培养。通过抑制控制训练可以提升其抑制控制能力，一方面，当手机依赖大学生有了足够的“自我控制”资源，其抵抗外界诱惑的能力提高。另一方面，训练过程中被试对抑制控制成功事件的记录，加深了其对成功抵制外界诱惑事件的记忆，提高了其抑制控制效能感。
训练组和非训练组在训练过程中都发现无论是手机使用时间和抑制冲突效应量呈现了先下降后上升再下降的趋势。可以做如下解释：在抑制控制训练之后，手机依赖大学生的抑制控制能力得到了即刻提升，有了足够的抑制控制资源去抵抗手机使用的诱惑，因此训练期间手机使用时间和冲突效应下降，而在干预结束一周之后，无论是使用时间还是冲突效应都有回升趋势，这是由于干预结束之后，手机依赖大学生不再接受抑制控制训练，因此出现了控制训练效果的反弹。而在干预结束1个月之后，对干预组的远期效果评估发现训练组的手机使用时间和冲突出现了再次下降趋势，根据训练组回访发现，每当他们想要使用手机的时候，训练过程中抑制控制提升的积极感受和手机使用时间记录提醒他们能够战胜手机使用的冲动性，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保证手机依赖大学生抑制手机使用冲动。
在训练结束3个月之后，非训练组的回访发现非训练组手机依赖大学生手机使用时间持续增加，手机依赖感受增强，而其学业、生活都受到手机过度使用的干扰。这说明手机依赖很难自我摆脱，需要提供一定的训练方案。这也启发我们手机过度使用对抑制控制能力可能具有破坏作用，这种破坏作用是否是长远的、永久的还需要未来更多的追踪研究进行分析。
此外，对训练组进行回访中参与者期望未来增加同伴监督、同伴间分享抑制控制成功经验等内容，这些为未来的干预研究提供启示。
5结论
在本研究的实验控制下，以抑制控制训练对手机依赖大学生进行干预，结果表明：训练组被试在接受抑制控制训练为期8周16次的个别辅导训练后，手机依赖总分、手机使用时间与非训练组相比出现了显著降低，其持续效果可以持续训练结束后3个月左右时间。训练组抑制控制控制能力显著提高。因此，抑制控制训练对个体的手机依赖的干预效果明显。 (丁相玲 祖静 张向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