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籍留学生跨文化适应与生涯适应的关系：职业探索的中介作用(2)
2方法
2.1被试
本研究选取福建、江苏2所高校的中国籍国际交换生，以及通过网络问卷对海外学习的中国籍留学生进行调查。发放问卷150份，收回有效问卷141份，有效回收率为94%。其中短期出国交换生95人，长期攻读学位中国籍留学生46人。其中男生71人，女生70人，本科生119人，硕士22人。在欧美高校留学或交换的中国籍留学生有86人，在亚洲学校留学和交换的中国籍留学生55人。
2.2工具
2.2.1跨文化适应取向量表(Acculturation orient-ations)
主要采用Demes和Geeraert(2014)修订的量表。主要分为国民取向和族裔取向两个维度，其中国民取向，即出国后偏好和当地国家的人、社会团体交往的倾向，用Cpro来度量，同样包含4个条目；族裔取向，指拥护自身传统文化的，偏好与本国人交往的倾向以Cpre来度量，包含4个条目。问卷采用Likert 5点计分，得分越高，表明被调查个体在该方面的文化适应策略倾向性越强。在本研究中采用Alpha信度系数法对该问卷信度进行可靠性统计分析，Cpre与Cpro两项结果的Alpha信度系数分别为0.810与0.861，说明该问卷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
2.2.2职业探索行为量表(CareerExploration)
采用Stumpf等(1983)编制的职业探索行为量表。主要用来评价个体是否愿意去尝试对自我和环境相关的职业探索与确认，并为将来的职业发展做准备。该量表总共11个条目，其中分为两个维度：一个是自我探索行为(CES)有5项，采用Likert 5点计分。Alpha.系数值为0.949；另一个是环境探索(CEE)有7项，Alpha，系数值为0.932。表明该量表可信度较高，稳定性较好。本量表使用总体维度。
2.2.3职业生涯适应力量表(CareerAdaptability)
采用Hou，Leung，Li，Li和Xu，(2012)等人修订的职业生涯适应力量表(Career Adapt-AbilitiesScale China Form，CAAS China 2.0)。主要衡量个体对自身将来职业生涯的适应能力。该量表一共有24个条目，包括4个子量表，通过职业生涯关注、控制、好奇和自信等四个方面衡量职业生涯适应力。这四个方面指标一般被认为是管理解决职业转换、发展任务和工作困难的社会心理资源。采用Likert 5点计分。根据信度分析结果，Alpha系数值为0.968，表明该量表信度很好，可靠性强。
2.3量表的验证性因子分析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本文运用AMOS软件采用验证性因子分析(CFA)方法对本研究3个量表总体的结构效度进行检验。将收集到的141名中国籍留学生问卷按照4个维度建立四因素结构方程模型，如图2所示，每个变量在它对应的维度上的载荷值较为理想，各项指标均达到要求(见表1)。说明模型与量表匹配情况整体较好，结构效度较好。此外，本文引入单因素CMB维度，采用单因素模型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以对共同方法偏差的影响进行检验(周浩，龙立荣，2004；龙立荣，方俐洛，凌文辁，2002)。由表1可以明显看出，四因素模型拟合-指标明显优于单因素模型拟合指标。对比两种模型的X2(卡方)和自由度比较发现，△X2=359.33，△df=6，两者变化的显著性为p<0.01。故可以排除共同方法偏差(CMB)對研究结果的解释的影响。
3结果
3.1各变量的描述性分析与相关性分析
为了检验本文研究的模型，文章对模型中相关变量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分析，并使用pearson(皮尔逊)简单相关系数法对CA、Cpre、Cpro、CE等四个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进行分析，结果如表2。
3.1.1跨文化适应与职业探索行为(CE)显著正相关
由表2可以看出，本研究涉及变量的均值呈现偏中度水平的取值。跨文化适应行为中，无论是国民取向(r=0.606，p<0.01)还是和族裔取向(r=0.556，p<0.01)与职业探索行为之间均显著正相关，说明海外留学和交换的学习经历中，中国籍留学生跨文化适应的两种取向：偏好和当地人和社会团队交往融入多一些，对不同文化保持开放、学习的态度；还是喜欢和本族裔的人交往多一些，坚持本国的文化和传统的态度和行为，都对其职业探索行为(CE)产生显著的影响。
3.1.2跨文化适应与职业生涯适应力(CA)显著正相关
从跨文化适应对职业生涯适应力(CA)的影响看出，国民取向(r=0.526，p<0.01)和族裔取向(r=0.491，p<0.01)与职业生涯适应力之间也均显著正相关。所以，不论中国留学生持有哪种跨文化策略倾向，都会对其职业生涯适应力产生积极、正向的显著作用。
3.1.3职业探索行为(CE)与职业生涯适应力(CA)显著相关
职业探索行为(CE)与职业生涯适应力(CA)两者的相关系数为0.638，显著水平为p<0.01，说明两者之间是显著相关的。表明中国籍留学生的职业探索行为(CE)可以对其职业生涯适应力(CA)起到很强的预测作用。
以上描述性分析与相关分析的结论与本研究所提出的假设相符合，也就是说，中国留学生不论采取国民取向还是族裔取向的跨文化适应策略和行为，均会对其职业生涯适应力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同时也表明了进一步验证可能存在的职业探索行为作为中介效应的必要性。
3.2职业探索行为(cE)作为中介变量的中介效应分析
本研究采用回归分析法检验假设提出的中介效应，建立3组回归方程Preacher&Haye s其中CP、CE、CA分别代表跨文化适应行为、职业探索行为、职业生涯适应力，其中跨文化适应行为包含国民倾向和族裔倾向两个方面，下文会针对跨文化适应行为的两个方面分别讨论。文章利用SPSS 23.0软件做中介效应数据分析。 (叶荔辉 王坚)
2.1被试
本研究选取福建、江苏2所高校的中国籍国际交换生，以及通过网络问卷对海外学习的中国籍留学生进行调查。发放问卷150份，收回有效问卷141份，有效回收率为94%。其中短期出国交换生95人，长期攻读学位中国籍留学生46人。其中男生71人，女生70人，本科生119人，硕士22人。在欧美高校留学或交换的中国籍留学生有86人，在亚洲学校留学和交换的中国籍留学生55人。
2.2工具
2.2.1跨文化适应取向量表(Acculturation orient-ations)
主要采用Demes和Geeraert(2014)修订的量表。主要分为国民取向和族裔取向两个维度，其中国民取向，即出国后偏好和当地国家的人、社会团体交往的倾向，用Cpro来度量，同样包含4个条目；族裔取向，指拥护自身传统文化的，偏好与本国人交往的倾向以Cpre来度量，包含4个条目。问卷采用Likert 5点计分，得分越高，表明被调查个体在该方面的文化适应策略倾向性越强。在本研究中采用Alpha信度系数法对该问卷信度进行可靠性统计分析，Cpre与Cpro两项结果的Alpha信度系数分别为0.810与0.861，说明该问卷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
2.2.2职业探索行为量表(CareerExploration)
采用Stumpf等(1983)编制的职业探索行为量表。主要用来评价个体是否愿意去尝试对自我和环境相关的职业探索与确认，并为将来的职业发展做准备。该量表总共11个条目，其中分为两个维度：一个是自我探索行为(CES)有5项，采用Likert 5点计分。Alpha.系数值为0.949；另一个是环境探索(CEE)有7项，Alpha，系数值为0.932。表明该量表可信度较高，稳定性较好。本量表使用总体维度。
2.2.3职业生涯适应力量表(CareerAdaptability)
采用Hou，Leung，Li，Li和Xu，(2012)等人修订的职业生涯适应力量表(Career Adapt-AbilitiesScale China Form，CAAS China 2.0)。主要衡量个体对自身将来职业生涯的适应能力。该量表一共有24个条目，包括4个子量表，通过职业生涯关注、控制、好奇和自信等四个方面衡量职业生涯适应力。这四个方面指标一般被认为是管理解决职业转换、发展任务和工作困难的社会心理资源。采用Likert 5点计分。根据信度分析结果，Alpha系数值为0.968，表明该量表信度很好，可靠性强。
2.3量表的验证性因子分析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本文运用AMOS软件采用验证性因子分析(CFA)方法对本研究3个量表总体的结构效度进行检验。将收集到的141名中国籍留学生问卷按照4个维度建立四因素结构方程模型，如图2所示，每个变量在它对应的维度上的载荷值较为理想，各项指标均达到要求(见表1)。说明模型与量表匹配情况整体较好，结构效度较好。此外，本文引入单因素CMB维度，采用单因素模型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以对共同方法偏差的影响进行检验(周浩，龙立荣，2004；龙立荣，方俐洛，凌文辁，2002)。由表1可以明显看出，四因素模型拟合-指标明显优于单因素模型拟合指标。对比两种模型的X2(卡方)和自由度比较发现，△X2=359.33，△df=6，两者变化的显著性为p<0.01。故可以排除共同方法偏差(CMB)對研究结果的解释的影响。
3结果
3.1各变量的描述性分析与相关性分析
为了检验本文研究的模型，文章对模型中相关变量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分析，并使用pearson(皮尔逊)简单相关系数法对CA、Cpre、Cpro、CE等四个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进行分析，结果如表2。
3.1.1跨文化适应与职业探索行为(CE)显著正相关
由表2可以看出，本研究涉及变量的均值呈现偏中度水平的取值。跨文化适应行为中，无论是国民取向(r=0.606，p<0.01)还是和族裔取向(r=0.556，p<0.01)与职业探索行为之间均显著正相关，说明海外留学和交换的学习经历中，中国籍留学生跨文化适应的两种取向：偏好和当地人和社会团队交往融入多一些，对不同文化保持开放、学习的态度；还是喜欢和本族裔的人交往多一些，坚持本国的文化和传统的态度和行为，都对其职业探索行为(CE)产生显著的影响。
3.1.2跨文化适应与职业生涯适应力(CA)显著正相关
从跨文化适应对职业生涯适应力(CA)的影响看出，国民取向(r=0.526，p<0.01)和族裔取向(r=0.491，p<0.01)与职业生涯适应力之间也均显著正相关。所以，不论中国留学生持有哪种跨文化策略倾向，都会对其职业生涯适应力产生积极、正向的显著作用。
3.1.3职业探索行为(CE)与职业生涯适应力(CA)显著相关
职业探索行为(CE)与职业生涯适应力(CA)两者的相关系数为0.638，显著水平为p<0.01，说明两者之间是显著相关的。表明中国籍留学生的职业探索行为(CE)可以对其职业生涯适应力(CA)起到很强的预测作用。
以上描述性分析与相关分析的结论与本研究所提出的假设相符合，也就是说，中国留学生不论采取国民取向还是族裔取向的跨文化适应策略和行为，均会对其职业生涯适应力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同时也表明了进一步验证可能存在的职业探索行为作为中介效应的必要性。
3.2职业探索行为(cE)作为中介变量的中介效应分析
本研究采用回归分析法检验假设提出的中介效应，建立3组回归方程Preacher&Haye s其中CP、CE、CA分别代表跨文化适应行为、职业探索行为、职业生涯适应力，其中跨文化适应行为包含国民倾向和族裔倾向两个方面，下文会针对跨文化适应行为的两个方面分别讨论。文章利用SPSS 23.0软件做中介效应数据分析。 (叶荔辉 王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