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情与同情：词源、概念和测量(3)
此外，就共情与同情之分，Singer及其合作者(2014)也在测量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他们率先尝试从训练的角度入手，考察了共情训练和同情训练的脑区激活模式，结果发现共情与同情的脑区几乎没有重叠。共情训练激活了前脑岛(anterior insula，AI)和内侧扣带回前部(anterior middle cing-ulate cortex，aMCC)，同情训练激活了内侧眶额叶皮层(medial orbitofrontal cortex，mOFC)、膝下前扣带回(subgenual 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sgACC)和腹侧纹状体(ventral striatum，VS)(Singer & Klimeeki，2014)。之后，他们又在行为实验上进行了尝试，即EmpaToM任务(Kanske，Boekler，Trautwein，&Singer，2015；Preekel，Kanske，&Singer，2018)，该任务可以同时测量共情、同情和心理理论，实验流程如下：首先呈现注视点(1-3s)，接着呈现人名(2s)，之后呈现一段人物面孔表情视频(15s)，然后让被试判断视频的效价(4s)和同情程度(4s)，在完成评定后呈现注视点(1-3s)，接着让被试回答一个心理理论问题或是现实推理问题(最多15s)，再次呈现注视点(0-2s)，最后让被试评定自信度(4s)。值得一提的是，Singer及其合作者在文中将心理理论与认知共情划上了等号，将共情定义为情绪共享，将同情定义为一种温暖的感受和关心他人，这意味着这个任务也可以用来反映认知共情、情绪共情和同情(Preckel et al.，2018)。更加准确地说，依照Singer等人所提出的理论模型，这个任务测量的是认知共情、自我定向的共情(个人悲伤)和他人定向的共情(同情)。
除了自我报告的问卷和核磁共振成像以外，婴幼儿研究中普遍使用的则是行为编码。其中，情绪模拟范式(Mollie，Danielle，&Jillian，2018；Zahn-Waxler，Robinson，&Emde，1992)使用得尤为广泛。该范式是由一名女性实验者与儿童单独在一间安静的教室中进行，具体流程如下：正式测验开始前，实验者与儿童一起玩乐高积木进行热身，使儿童熟悉实验环境，确保儿童在与实验者接触过程中感到自然、舒适，熟悉阶段持续时间为10min。实验者将模拟2种负性情绪(疼痛和伤心)，儿童可做出相应的行为来缓解实验者当前消极的情绪状态。实验过程使用摄像机进行记录，事后进行编码。在编码规则中，就包括了假设检验(hypothes testing)、共情关注(empathic concern)和自我悲伤(self-distress)这3条。根据作者的定义，可以认为这三条分别反映了个体的认知共情、他人定向的共情(同情)和自我定向的共情(個人悲伤)。
综上所述，研究者们在考虑测量的问题时倾向于将共情和同情进行统一。这种统一既源于对概念内涵的模糊理解，也源于对研究内容完整性和全面性的追求。通过对比上述几种使用较为普遍的测量工具，可以发现，目前在心理学领域中大部分研究者都将同情包含在了共情之中，特指他人定向的共情。将共情和同情完全分离开来的研究很少，这可能与概念在本源上的相似性有关。
4研究展望
4.1共情、同情与亲社会行为
现在的许多研究在探讨亲社会行为的影响因素时，通常都同时提及共情和同情并在文中混用。虽然共情和同情都是亲社会行为的主要动机(Hoffman，2001)，但是它们却有微妙的差异。Holmgren，Eisenberg和Fabes(1998)认为，共情与亲社会行为之间的关系之所以不强并且存在不一致的情况，是因为共情同时包含了同情和个人悲伤。这里提到的同情和Davis(1983)编制的人际关系指针(IRI)中的共情关注(对他人不幸的关注和同情)维度的定义在意义上几乎是等同的。同情是他人定向的，是促使个体产生利他行为的动机(Eisenberg & Fabes，1990)。个人悲伤则与之相反，个人悲伤是一种对他人不适、焦虑等负性情绪的厌恶的、关注自我的情绪反应。由于个人悲伤是厌恶性的，因此被认为是和利己动机相关的。所以，体验到个人悲伤的个体只有在表现出亲社会行为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时，才有可能这样做以减轻他们自己的厌恶和悲伤情绪(Holmgren etal.，1998)。
许多实证研究都验证了这个理论猜想。Einolf(2008)单独探讨了IRI中的共情关注这一子维度与14种亲社会行为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共情关注与10种亲社会行为存在显著的正相关。这表明，共情关注与个体的亲社会行为之间具有密切的联系。相似的，Feldmanhall，Dalgleish，Evans和Mobbs(2015)的研究发现，共情关注能够诱发有代价的利他，而个人悲伤则不行。跨文化研究表明，在西方和东南亚文化中，学前期儿童的同情与亲社会行为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而自我定向的悲伤则与亲社会行为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Trommsdorff，Friedlmeier，& Mayer，2007)。Eisenberg和Eggum(2009)认为共情反应包括了同情和个人悲伤，在面对他人的负性情绪时，过度唤醒的共情会促进自我关注，从而产生个人悲伤，这使得个体产生了减弱自己而非他人负性体验的意愿。而相对的，最优水平的唤醒则能够促进他人关注，因此更有可能触发个体的同情并使得个体产生亲社会行为。共情更加在乎的是他人的感受，是一种体现自我对他人情绪理解和共鸣的表现。而同情更注重消除他人的负面体验，是一种对他人情绪的理解和个体做出行为的动机。因此，共情与同情的概念区分将有助于今后的研究者探讨两者与亲社会行为之间的关系。
4.2共情、同情与医疗
相较于心理学领域，共情和同情的讨论更多的见诸于医疗卫生领域。在医疗卫生领域，医患关系一直备受瞩目。一方面，医护人员需要有较好的共情能力，这样才能更好地理解患者，进而做出优质的医护行为；另一方面，较高的共情能力又容易使得医护人员产生情感耗竭进而出现职业倦怠(Svenaeus，2015；戚秀华，侯冬玉，谷晓丽，常晓丹，2011)。
针对日益凸显的医患问题，共情被视为是一纸良方。张英兰(2010)认为护理实践的基础是护患沟通，而共情则是良好沟通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来自护理人员的共情将有效地减少患者的疏远感和孤独感，并增进护患之间的关系促进护理工作的展开。Jeffrey(2016)就试图从医学的角度来辨析共情和同情的概念，试图找到更适合临床医护人员与病人进行情感交流的方式。综合前文的论述可以发现，如果从现有共情和同情的定义的角度来看，共情确实可以加强医患之间的沟通进而促进医患关系的良好发展，并且有助于患者的治疗和康复(Deeety & Fotopoulou，2015)。但是，由共情所带来的情感耗竭也确实是医疗体系的工作人员难以忽视的问题。相较之下，同情不需要情绪共享这一特点在医疗体系之中就显得尤为重要。不过，必须说明的是，同情与共情相比只是在于同情是通过个体自身的认知能力理解和评价他人的情绪，由于不涉及到情绪共享的心理加工过程从而使得个体所受到的影响能够降到最低。
从行为反应的角度来看，共情和同情对接受帮助的个体的影响还是有些差异。由同情所产生的亲社会行为容易使得接受帮助的个体产生弱势和被怜悯的感觉(陈立胜，2011)，而由共情所产生的亲社会行为则将这种影响降到了最低。因此，从结果的角度而言，共情更能使得患者接受帮助并给予积极的反馈，同情更能够使得医护人员维持较高水平的情绪状态以对患者做出积极的响应。
5结语
共情研究的深入、研究范围的扩大虽然使得研究者们对其有了更加全面和深刻的认识，但也带来了一些问题。术语的变迁和内涵上的近似，使得共情和同情变成了一对极其容易混淆的术语(Lilienfeld，Pydych，Lynn，Latzman，& Waldman，2017)。对共情和同情在词源上的回溯、在概念上的辨析和在测量上的分离这几方面的梳理，将有助于研究者在今后的课题中理解、分析和探讨此类问题。该工作也将服务于人际沟通训练和医疗实践。 (颜志强 苏金龙 苏彦捷)
除了自我报告的问卷和核磁共振成像以外，婴幼儿研究中普遍使用的则是行为编码。其中，情绪模拟范式(Mollie，Danielle，&Jillian，2018；Zahn-Waxler，Robinson，&Emde，1992)使用得尤为广泛。该范式是由一名女性实验者与儿童单独在一间安静的教室中进行，具体流程如下：正式测验开始前，实验者与儿童一起玩乐高积木进行热身，使儿童熟悉实验环境，确保儿童在与实验者接触过程中感到自然、舒适，熟悉阶段持续时间为10min。实验者将模拟2种负性情绪(疼痛和伤心)，儿童可做出相应的行为来缓解实验者当前消极的情绪状态。实验过程使用摄像机进行记录，事后进行编码。在编码规则中，就包括了假设检验(hypothes testing)、共情关注(empathic concern)和自我悲伤(self-distress)这3条。根据作者的定义，可以认为这三条分别反映了个体的认知共情、他人定向的共情(同情)和自我定向的共情(個人悲伤)。
综上所述，研究者们在考虑测量的问题时倾向于将共情和同情进行统一。这种统一既源于对概念内涵的模糊理解，也源于对研究内容完整性和全面性的追求。通过对比上述几种使用较为普遍的测量工具，可以发现，目前在心理学领域中大部分研究者都将同情包含在了共情之中，特指他人定向的共情。将共情和同情完全分离开来的研究很少，这可能与概念在本源上的相似性有关。
4研究展望
4.1共情、同情与亲社会行为
现在的许多研究在探讨亲社会行为的影响因素时，通常都同时提及共情和同情并在文中混用。虽然共情和同情都是亲社会行为的主要动机(Hoffman，2001)，但是它们却有微妙的差异。Holmgren，Eisenberg和Fabes(1998)认为，共情与亲社会行为之间的关系之所以不强并且存在不一致的情况，是因为共情同时包含了同情和个人悲伤。这里提到的同情和Davis(1983)编制的人际关系指针(IRI)中的共情关注(对他人不幸的关注和同情)维度的定义在意义上几乎是等同的。同情是他人定向的，是促使个体产生利他行为的动机(Eisenberg & Fabes，1990)。个人悲伤则与之相反，个人悲伤是一种对他人不适、焦虑等负性情绪的厌恶的、关注自我的情绪反应。由于个人悲伤是厌恶性的，因此被认为是和利己动机相关的。所以，体验到个人悲伤的个体只有在表现出亲社会行为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时，才有可能这样做以减轻他们自己的厌恶和悲伤情绪(Holmgren etal.，1998)。
许多实证研究都验证了这个理论猜想。Einolf(2008)单独探讨了IRI中的共情关注这一子维度与14种亲社会行为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共情关注与10种亲社会行为存在显著的正相关。这表明，共情关注与个体的亲社会行为之间具有密切的联系。相似的，Feldmanhall，Dalgleish，Evans和Mobbs(2015)的研究发现，共情关注能够诱发有代价的利他，而个人悲伤则不行。跨文化研究表明，在西方和东南亚文化中，学前期儿童的同情与亲社会行为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而自我定向的悲伤则与亲社会行为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Trommsdorff，Friedlmeier，& Mayer，2007)。Eisenberg和Eggum(2009)认为共情反应包括了同情和个人悲伤，在面对他人的负性情绪时，过度唤醒的共情会促进自我关注，从而产生个人悲伤，这使得个体产生了减弱自己而非他人负性体验的意愿。而相对的，最优水平的唤醒则能够促进他人关注，因此更有可能触发个体的同情并使得个体产生亲社会行为。共情更加在乎的是他人的感受，是一种体现自我对他人情绪理解和共鸣的表现。而同情更注重消除他人的负面体验，是一种对他人情绪的理解和个体做出行为的动机。因此，共情与同情的概念区分将有助于今后的研究者探讨两者与亲社会行为之间的关系。
4.2共情、同情与医疗
相较于心理学领域，共情和同情的讨论更多的见诸于医疗卫生领域。在医疗卫生领域，医患关系一直备受瞩目。一方面，医护人员需要有较好的共情能力，这样才能更好地理解患者，进而做出优质的医护行为；另一方面，较高的共情能力又容易使得医护人员产生情感耗竭进而出现职业倦怠(Svenaeus，2015；戚秀华，侯冬玉，谷晓丽，常晓丹，2011)。
针对日益凸显的医患问题，共情被视为是一纸良方。张英兰(2010)认为护理实践的基础是护患沟通，而共情则是良好沟通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来自护理人员的共情将有效地减少患者的疏远感和孤独感，并增进护患之间的关系促进护理工作的展开。Jeffrey(2016)就试图从医学的角度来辨析共情和同情的概念，试图找到更适合临床医护人员与病人进行情感交流的方式。综合前文的论述可以发现，如果从现有共情和同情的定义的角度来看，共情确实可以加强医患之间的沟通进而促进医患关系的良好发展，并且有助于患者的治疗和康复(Deeety & Fotopoulou，2015)。但是，由共情所带来的情感耗竭也确实是医疗体系的工作人员难以忽视的问题。相较之下，同情不需要情绪共享这一特点在医疗体系之中就显得尤为重要。不过，必须说明的是，同情与共情相比只是在于同情是通过个体自身的认知能力理解和评价他人的情绪，由于不涉及到情绪共享的心理加工过程从而使得个体所受到的影响能够降到最低。
从行为反应的角度来看，共情和同情对接受帮助的个体的影响还是有些差异。由同情所产生的亲社会行为容易使得接受帮助的个体产生弱势和被怜悯的感觉(陈立胜，2011)，而由共情所产生的亲社会行为则将这种影响降到了最低。因此，从结果的角度而言，共情更能使得患者接受帮助并给予积极的反馈，同情更能够使得医护人员维持较高水平的情绪状态以对患者做出积极的响应。
5结语
共情研究的深入、研究范围的扩大虽然使得研究者们对其有了更加全面和深刻的认识，但也带来了一些问题。术语的变迁和内涵上的近似，使得共情和同情变成了一对极其容易混淆的术语(Lilienfeld，Pydych，Lynn，Latzman，& Waldman，2017)。对共情和同情在词源上的回溯、在概念上的辨析和在测量上的分离这几方面的梳理，将有助于研究者在今后的课题中理解、分析和探讨此类问题。该工作也将服务于人际沟通训练和医疗实践。 (颜志强 苏金龙 苏彦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