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家庭平衡双构面视角下社会支持对农村教师工作投入的影响：一个多重中介模型(3)
结果显示，模型的各项拟合指标为：X2/df=3.487，CFI=0.95，TLI=0.92，RMSEA=0.08，均达到可接受标准，拟合度良好(温忠麟，侯杰泰，马什赫伯特，2004)，多重中介模型成立。其中，社会支持对工作家庭冲突具有显著负向预测作用(β=-0.45，p<0.001)，工作家庭冲突对工作投入具有显著负向预测作用(β=-0.18，p<0.01)，社会支持对工作家庭促进具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β=0.52，p<0.001)，工作家庭促进对工作投入具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β=0.33，p<0.001)，社会支持对工作投入具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β=0.18，p<0.01)。
研究者采用基于偏差校正的Bootstrap法(方杰，温忠麟，张敏强，孙配贞，2014)进一步分析中介效应。Bootstrap检验的结果(见表3)显示：(1)模型总效应与总间接效应、分间接效应的Bootstrap置信区间均不包含0(置信区间不包含零即表示效应显著)，达到最低显著性水平(p<0.05)，即表明中介效应存在，且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值为58.43%(0.25/0.43)，工作家庭冲突与工作家庭促进两个中介效应均显著(占總间接效应的比例分别为32%和68%)。(2)模型直接效应的Bootstrap置信区间不包含0，达到最低显著性水平(p<0.05)，即表明模型的中介效应为部分中介效应。
4讨论
描述性统计结果显示，我国农村教师的工作投入与社会支持均处于中等偏上水平，工作家庭冲突处于中等偏下水平，工作家庭促进处于中等偏上水平，以上结果与前人研究基本一致(Marcinkus，Whelan-Berry，& Gordon，2013；刘锦涛，周爱保，2016；王金霞，王吉春，张雪芬，2016)。由此可见，虽然大多数农村教师生活工作在经济、文化与基础设施较为落后的环境中，面对着诸多不利于教学工作开展的困难，但农村教师总体上仍保持着较高水平的工作投入度，在社会人际与工作家庭关系的处理上都表现较好。
相关分析的结果表明，农村教师工作家庭冲突与社会支持及工作投入之间呈显著负相关，工作家庭促进与社会支持及工作投入则呈显著正相关，这一结果得到了前人研究的支持(Culbertson，Mills，& Fullagar，2012；Marcinkus et al.，2013；Karatepe & Karadas，2016)。这表明了工作家庭关系与社会支持系统及工作态度之间的密切联系，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个体工作家庭关系的平衡离不开社会支持系统的援助，而良好的工作状态也离不开和谐的工作家庭关系。基于变量间的相关关系，可进行后续的中介效应分析。
在中介效应分析中，由于传统的Brdron-Kenny法不能保证自变量和中介变量对因变量有显著影响时，二者的乘积也显著；且在间接效应的处理上需要满足抽样分布为正态分布的这一假设往往在实际情况中得不到满足(Hrdyes，2009)。本研究采用潜变量结构方程模型的偏差校正Bootstrap法进行中介效应分析，以得出更为精确的结果。中介分析的结果表明，社会支持既能直接影响工作投入，又能通过工作家庭冲突和工作家庭促进间接影响工作投入，且这种间接作用主要通过对个体工作家庭冲突的抑制与工作家庭关系的促进表现出来。
根据工作家庭边界理论，工作家庭冲突的产生主要源自个体与边界维护者的互动过程，当个体跨越工作与家庭边界时，边界维护者的支持能够增加边界的渗透性，使个体能够更好地完成领域间的转换，从而减小边界间的冲突，降低跨越时心理资源的消耗(高中华，赵晨，2014；马红宇，申传刚，杨璟，唐汉瑛，谢菊兰，2014)。其中，边界维护者的支持即指个体工作家庭领域中重要他人(亲朋、同事、上司等)的支持，其属于社会支持的下位概念，包含于社会支持之中。因此我们可以认为社会支持也能够增加这种边界的渗透性，帮助个体完成领域转换，从而减小个体工作家庭领域间的冲突与心理资源的消耗，使其能以更好的状态投入到工作之中。人都是社会性的个体，农村教师亦是如此，现实生活中无论个体是否遇到工作家庭方面的问题，亲人的全力支持、同事的热心帮助、上级的关心问候，无疑都能够帮助个体更好、更迅速地调整好身心状态，重新投入到工作与家庭生活之中。因此，为了提升我国农村基础教育水平，提高农村教师工作质量，促进农村教育事业的发展，我们应更加注重对农村教师的人文关怀与其社会支持系统的完善，让更多的农村教师能够有时间、有精力、有资源去处理、平衡好自己的工作家庭关系。
需要指出的是，本研究虽然揭示了工作家庭平衡在农村教师社会支持与工作投入之间的多重中介效应，但由于样本量较小且属于横断面研究，其外部效度受到本文研究设计的限制，未来研究可通过大样本研究、追踪研究、干预研究或复合式研究来进一步验证。
5结论
(1)农村教师社会支持、工作家庭促进、工作投入之间两两显著正相关，而工作家庭冲突与社会支持、工作家庭促进、工作投入则呈显著负相关。(2)社会支持通过工作家庭冲突与工作家庭促进的多重中介作用影响工作投入水平。 (曾练平 何明远 潘运 赵守盈)
研究者采用基于偏差校正的Bootstrap法(方杰，温忠麟，张敏强，孙配贞，2014)进一步分析中介效应。Bootstrap检验的结果(见表3)显示：(1)模型总效应与总间接效应、分间接效应的Bootstrap置信区间均不包含0(置信区间不包含零即表示效应显著)，达到最低显著性水平(p<0.05)，即表明中介效应存在，且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值为58.43%(0.25/0.43)，工作家庭冲突与工作家庭促进两个中介效应均显著(占總间接效应的比例分别为32%和68%)。(2)模型直接效应的Bootstrap置信区间不包含0，达到最低显著性水平(p<0.05)，即表明模型的中介效应为部分中介效应。
4讨论
描述性统计结果显示，我国农村教师的工作投入与社会支持均处于中等偏上水平，工作家庭冲突处于中等偏下水平，工作家庭促进处于中等偏上水平，以上结果与前人研究基本一致(Marcinkus，Whelan-Berry，& Gordon，2013；刘锦涛，周爱保，2016；王金霞，王吉春，张雪芬，2016)。由此可见，虽然大多数农村教师生活工作在经济、文化与基础设施较为落后的环境中，面对着诸多不利于教学工作开展的困难，但农村教师总体上仍保持着较高水平的工作投入度，在社会人际与工作家庭关系的处理上都表现较好。
相关分析的结果表明，农村教师工作家庭冲突与社会支持及工作投入之间呈显著负相关，工作家庭促进与社会支持及工作投入则呈显著正相关，这一结果得到了前人研究的支持(Culbertson，Mills，& Fullagar，2012；Marcinkus et al.，2013；Karatepe & Karadas，2016)。这表明了工作家庭关系与社会支持系统及工作态度之间的密切联系，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个体工作家庭关系的平衡离不开社会支持系统的援助，而良好的工作状态也离不开和谐的工作家庭关系。基于变量间的相关关系，可进行后续的中介效应分析。
在中介效应分析中，由于传统的Brdron-Kenny法不能保证自变量和中介变量对因变量有显著影响时，二者的乘积也显著；且在间接效应的处理上需要满足抽样分布为正态分布的这一假设往往在实际情况中得不到满足(Hrdyes，2009)。本研究采用潜变量结构方程模型的偏差校正Bootstrap法进行中介效应分析，以得出更为精确的结果。中介分析的结果表明，社会支持既能直接影响工作投入，又能通过工作家庭冲突和工作家庭促进间接影响工作投入，且这种间接作用主要通过对个体工作家庭冲突的抑制与工作家庭关系的促进表现出来。
根据工作家庭边界理论，工作家庭冲突的产生主要源自个体与边界维护者的互动过程，当个体跨越工作与家庭边界时，边界维护者的支持能够增加边界的渗透性，使个体能够更好地完成领域间的转换，从而减小边界间的冲突，降低跨越时心理资源的消耗(高中华，赵晨，2014；马红宇，申传刚，杨璟，唐汉瑛，谢菊兰，2014)。其中，边界维护者的支持即指个体工作家庭领域中重要他人(亲朋、同事、上司等)的支持，其属于社会支持的下位概念，包含于社会支持之中。因此我们可以认为社会支持也能够增加这种边界的渗透性，帮助个体完成领域转换，从而减小个体工作家庭领域间的冲突与心理资源的消耗，使其能以更好的状态投入到工作之中。人都是社会性的个体，农村教师亦是如此，现实生活中无论个体是否遇到工作家庭方面的问题，亲人的全力支持、同事的热心帮助、上级的关心问候，无疑都能够帮助个体更好、更迅速地调整好身心状态，重新投入到工作与家庭生活之中。因此，为了提升我国农村基础教育水平，提高农村教师工作质量，促进农村教育事业的发展，我们应更加注重对农村教师的人文关怀与其社会支持系统的完善，让更多的农村教师能够有时间、有精力、有资源去处理、平衡好自己的工作家庭关系。
需要指出的是，本研究虽然揭示了工作家庭平衡在农村教师社会支持与工作投入之间的多重中介效应，但由于样本量较小且属于横断面研究，其外部效度受到本文研究设计的限制，未来研究可通过大样本研究、追踪研究、干预研究或复合式研究来进一步验证。
5结论
(1)农村教师社会支持、工作家庭促进、工作投入之间两两显著正相关，而工作家庭冲突与社会支持、工作家庭促进、工作投入则呈显著负相关。(2)社会支持通过工作家庭冲突与工作家庭促进的多重中介作用影响工作投入水平。 (曾练平 何明远 潘运 赵守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