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体宽恕干预在恋爱受挫群体中的运用及其对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启示(4)
3.2后测数据
同样选用非参数检验中的克-瓦氏H检验，通过考察X2来检验各组的差异。结果见表2，在恋爱宽恕问卷的四个维度及其他三个量表上，三组之间均存在显著差异，进一步进行事后比较显示，在恋爱宽恕问卷的四个维度上，宽恕干预组均优于控制组，而一般干预组和控制组没有显著差异；在抑郁、焦虑和幸福感三个量表上，宽恕干预组和一般干预组都要优于控制组，但两个干预组之间差异并不显著。
3.3前测后测数据的比较
由于各组人数较少，很难保证数据的正态分布，因此选用非参数检验中的维尔克松符号等级检验法(Wilcoxon Signed-Rank test)来检验各组的差异。结果见表3，宽恕干预组在各个指标上均有了显著变化；一般干预组在抑郁、焦虑和幸福感量表的得分上有了显著变化，但在恋爱宽恕的各个维度上(除报复维度)变化不显著；控制组则在各个指标上都没有显著变化。
4讨论
4.1团体干预的效果与差异分析
对于本研究显示的团体干预的效果与差异，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加以分析：
其一，相比于控制组而言，宽恕干预组和一般干预组均提升了团队成员的幸福感水平，同时降低了其焦虑和抑郁水平。Rye和Pargament(2002)认为，如果不考虑宽恕的因素，不同干预的方法对于成员的心理健康状况有着相似的效果。因为在团体心理治疗中，团队的凝聚力和利他性是所有团体心理治疗团体能够起作用的共同要素。在團体活动中，团队成员相互支持、集思广益，共同探寻解决问题的方法，更有利于团队成员自身的发展。这也许能够解释为什么两组均能提升了团队成员的幸福感水平和降低焦虑和抑郁水平。
其二，后测结果还显示，在宽恕问卷的四个维度上，宽恕干预组均优于控制组，而一般干预组和控制组没有显著差异。由于宽恕干预在包含了团体心理治疗普遍因素的同时，基于Enright宽恕干预模型，增加了更具有针对性的宽恕要素，因而在发挥团体干预所共有的作用的同时，也更有针对性地提高了恋爱宽恕的水平。这种对于Enright宽恕干预模型基本过程的严格遵循一方面保证了干预方法的准确性和有效性，另一方面也反过来验证了宽恕干预方法在恋爱受挫群体和中国大学生群体中的有效性。
4.2中国文化因素对干预效果的作用
该干预之所以能够有所成效，也源于干预的过程中增加了与中国文化背景相适应的因素。大量的研究均显示，宽恕是与文化背景密切相关的一种心理过程(张田，孙卉，傅安球，2012)，在这其中，追求人际关系的和谐是中国文化背景下个体做出宽恕决定的重要影响因素(Hook et al.，2009)。在这一过程中，宽恕被看做是有助于人际关系和谐的重要手段甚至被人们当作为是一种在不同地位、层级成员之间取得调和、平衡的策略(Fu，2005)。因此，在基于中国被试而进行的宽恕干预中，“和谐”因素值得关注。
同时，中国传统文化对于中国人的宽恕也有着重要的影响。尽管“宽恕”这一概念有着浓厚的宗教色彩，但正如冯友兰先生所言：“哲学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历来被看为可以和宗教在其他文化中的地位相比拟”，这种文化特点对于中国人的宽恕抉择亦产生了独特的作用。基于“和谐”和“中国文化”这两点因素，同时结合Enright的宽恕干预模型，陶琳瑾和傅宏(2010)提出了融入中国文化因素的宽恕干预模式(图1)。
在本研究的实践中，“和谐”和“中国文化”两大因素也被考虑在内。例如，在第2次活动中，团队领导者会引导成员去思考，无休止的愤怒对于人际和谐的不利影响；在第3此活动中，团队成员被要求收集有关宽恕的古语、文章和作品等(例如“宰相肚里能撑船”)，从而让他们理解，宽恕自古以来就被看作是中华文化的美德之一，从而让他们通过宽恕获得内心的平静。这些因素的合理注入，也保证了干预目的的达成。
4.3对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启示
本研究验证了宽恕取向的团体心理辅导在大学生恋爱受挫群体中的运用效果，对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也具有一定的启示：
首先，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在关注大学生常见心理困扰的同时，也要有针对性地开展恋爱相关的心理健康教育，从而帮助大学生们学会恰当处理恋爱问题，理性面对恋爱中的挫折与伤害。
其次，及时调整学生的不良应方式。本研究发现，面对恋爱中的伤害，大学生常见的应对方式有报复、回避、宽恕和消极沉思，其中前三者与国外的研究结论一致(例如Tabak，McCullough，Luna，Bono，& Berry，2012)。除此之外，中国大学生更倾向于消极沉思的方式，这可能与中国的文化背景有关。集体主义文化背景下的群体不擅长于愤怒情绪体验，因为这些情感体验不利于良好人际关系的维持，东方文化背景下的群体更愿意去压抑愤怒，即形成消极的、对内的沉思(叶浩生，2004)。因此，高校心理工作者在面对恋爱受挫大学生时，有必要认清来访者当前的应对方式，并在咨询中引导其改变消极应对方式，代之以积极的应对方式。
第三，关注心理辅导的针对性。本研究显示，一般干预组的成员通过团体辅导，有效地缓解了焦虑抑郁等不良情绪，提高了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水平，但是并没有改变其伤害的应对方式。因此即使暂时纾解了心理困扰，但今后的人际伤害依然会引起类似的心理困扰。因此，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应当针对不同的心理问题选用恰当的治疗方法，这样才能从情绪、行为等多个方面对来访者给予帮助，例如本研究中的宽恕干预方法。
最后，关注宽恕与其他概念的区别，正确使用宽恕取向的心理辅导。宽恕干预的首要步骤就是区分宽恕与和解等概念的不同。因为有研究者担心，在治疗过程中与来访者探讨宽恕的问题，会引导来访者与那些具有危险性的冒犯者和解，从而造成进一步的伤害。但其实两者有本质的区别，例如de Wall和Pokomy(2005)就指出，宽恕与和解并非伴随出现，宽恕是个体内部的加工过程，而和解则是双方外部关系修复的过程。因此高校心理健康工作者在使用宽恕干预时，要让来访者知道宽恕与和解是不一样的，宽恕是单方面的、内部的过程，是一个释放不良情绪的过程，并不意味着一定要与冒犯者和好。通过有效区分宽恕与和解，能够帮助来访者很好地降低消极体验，并在一定程度上对冒犯者产生积极的情感体验。正如Wade和Worthington(2005)在对宽恕治疗的文章进行综述后指出，在所有旨在帮助来访者摆脱困境的治疗过程中，治疗师都是从这个角度(即宽恕是个体的内部过程，与和解有本质的区别)来引导来访者理解什么是宽恕的。
5结论
本研究条件得出如下结论：(1)宽恕干预有助于降低恋爱受挫群体的焦虑抑郁情绪和报复、回避以及消极沉思倾向，提高宽恕倾向和幸福感水平；(2)一般团体干预有助于降低恋爱受挫群体的焦虑抑郁情绪，提高幸福感水平；(3)针对恋爱受挫群体，宽恕干预的针对性更强。 (孙卉 张田 傅宏)
同样选用非参数检验中的克-瓦氏H检验，通过考察X2来检验各组的差异。结果见表2，在恋爱宽恕问卷的四个维度及其他三个量表上，三组之间均存在显著差异，进一步进行事后比较显示，在恋爱宽恕问卷的四个维度上，宽恕干预组均优于控制组，而一般干预组和控制组没有显著差异；在抑郁、焦虑和幸福感三个量表上，宽恕干预组和一般干预组都要优于控制组，但两个干预组之间差异并不显著。
3.3前测后测数据的比较
由于各组人数较少，很难保证数据的正态分布，因此选用非参数检验中的维尔克松符号等级检验法(Wilcoxon Signed-Rank test)来检验各组的差异。结果见表3，宽恕干预组在各个指标上均有了显著变化；一般干预组在抑郁、焦虑和幸福感量表的得分上有了显著变化，但在恋爱宽恕的各个维度上(除报复维度)变化不显著；控制组则在各个指标上都没有显著变化。
4讨论
4.1团体干预的效果与差异分析
对于本研究显示的团体干预的效果与差异，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加以分析：
其一，相比于控制组而言，宽恕干预组和一般干预组均提升了团队成员的幸福感水平，同时降低了其焦虑和抑郁水平。Rye和Pargament(2002)认为，如果不考虑宽恕的因素，不同干预的方法对于成员的心理健康状况有着相似的效果。因为在团体心理治疗中，团队的凝聚力和利他性是所有团体心理治疗团体能够起作用的共同要素。在團体活动中，团队成员相互支持、集思广益，共同探寻解决问题的方法，更有利于团队成员自身的发展。这也许能够解释为什么两组均能提升了团队成员的幸福感水平和降低焦虑和抑郁水平。
其二，后测结果还显示，在宽恕问卷的四个维度上，宽恕干预组均优于控制组，而一般干预组和控制组没有显著差异。由于宽恕干预在包含了团体心理治疗普遍因素的同时，基于Enright宽恕干预模型，增加了更具有针对性的宽恕要素，因而在发挥团体干预所共有的作用的同时，也更有针对性地提高了恋爱宽恕的水平。这种对于Enright宽恕干预模型基本过程的严格遵循一方面保证了干预方法的准确性和有效性，另一方面也反过来验证了宽恕干预方法在恋爱受挫群体和中国大学生群体中的有效性。
4.2中国文化因素对干预效果的作用
该干预之所以能够有所成效，也源于干预的过程中增加了与中国文化背景相适应的因素。大量的研究均显示，宽恕是与文化背景密切相关的一种心理过程(张田，孙卉，傅安球，2012)，在这其中，追求人际关系的和谐是中国文化背景下个体做出宽恕决定的重要影响因素(Hook et al.，2009)。在这一过程中，宽恕被看做是有助于人际关系和谐的重要手段甚至被人们当作为是一种在不同地位、层级成员之间取得调和、平衡的策略(Fu，2005)。因此，在基于中国被试而进行的宽恕干预中，“和谐”因素值得关注。
同时，中国传统文化对于中国人的宽恕也有着重要的影响。尽管“宽恕”这一概念有着浓厚的宗教色彩，但正如冯友兰先生所言：“哲学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历来被看为可以和宗教在其他文化中的地位相比拟”，这种文化特点对于中国人的宽恕抉择亦产生了独特的作用。基于“和谐”和“中国文化”这两点因素，同时结合Enright的宽恕干预模型，陶琳瑾和傅宏(2010)提出了融入中国文化因素的宽恕干预模式(图1)。
在本研究的实践中，“和谐”和“中国文化”两大因素也被考虑在内。例如，在第2次活动中，团队领导者会引导成员去思考，无休止的愤怒对于人际和谐的不利影响；在第3此活动中，团队成员被要求收集有关宽恕的古语、文章和作品等(例如“宰相肚里能撑船”)，从而让他们理解，宽恕自古以来就被看作是中华文化的美德之一，从而让他们通过宽恕获得内心的平静。这些因素的合理注入，也保证了干预目的的达成。
4.3对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启示
本研究验证了宽恕取向的团体心理辅导在大学生恋爱受挫群体中的运用效果，对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也具有一定的启示：
首先，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在关注大学生常见心理困扰的同时，也要有针对性地开展恋爱相关的心理健康教育，从而帮助大学生们学会恰当处理恋爱问题，理性面对恋爱中的挫折与伤害。
其次，及时调整学生的不良应方式。本研究发现，面对恋爱中的伤害，大学生常见的应对方式有报复、回避、宽恕和消极沉思，其中前三者与国外的研究结论一致(例如Tabak，McCullough，Luna，Bono，& Berry，2012)。除此之外，中国大学生更倾向于消极沉思的方式，这可能与中国的文化背景有关。集体主义文化背景下的群体不擅长于愤怒情绪体验，因为这些情感体验不利于良好人际关系的维持，东方文化背景下的群体更愿意去压抑愤怒，即形成消极的、对内的沉思(叶浩生，2004)。因此，高校心理工作者在面对恋爱受挫大学生时，有必要认清来访者当前的应对方式，并在咨询中引导其改变消极应对方式，代之以积极的应对方式。
第三，关注心理辅导的针对性。本研究显示，一般干预组的成员通过团体辅导，有效地缓解了焦虑抑郁等不良情绪，提高了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水平，但是并没有改变其伤害的应对方式。因此即使暂时纾解了心理困扰，但今后的人际伤害依然会引起类似的心理困扰。因此，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应当针对不同的心理问题选用恰当的治疗方法，这样才能从情绪、行为等多个方面对来访者给予帮助，例如本研究中的宽恕干预方法。
最后，关注宽恕与其他概念的区别，正确使用宽恕取向的心理辅导。宽恕干预的首要步骤就是区分宽恕与和解等概念的不同。因为有研究者担心，在治疗过程中与来访者探讨宽恕的问题，会引导来访者与那些具有危险性的冒犯者和解，从而造成进一步的伤害。但其实两者有本质的区别，例如de Wall和Pokomy(2005)就指出，宽恕与和解并非伴随出现，宽恕是个体内部的加工过程，而和解则是双方外部关系修复的过程。因此高校心理健康工作者在使用宽恕干预时，要让来访者知道宽恕与和解是不一样的，宽恕是单方面的、内部的过程，是一个释放不良情绪的过程，并不意味着一定要与冒犯者和好。通过有效区分宽恕与和解，能够帮助来访者很好地降低消极体验，并在一定程度上对冒犯者产生积极的情感体验。正如Wade和Worthington(2005)在对宽恕治疗的文章进行综述后指出，在所有旨在帮助来访者摆脱困境的治疗过程中，治疗师都是从这个角度(即宽恕是个体的内部过程，与和解有本质的区别)来引导来访者理解什么是宽恕的。
5结论
本研究条件得出如下结论：(1)宽恕干预有助于降低恋爱受挫群体的焦虑抑郁情绪和报复、回避以及消极沉思倾向，提高宽恕倾向和幸福感水平；(2)一般团体干预有助于降低恋爱受挫群体的焦虑抑郁情绪，提高幸福感水平；(3)针对恋爱受挫群体，宽恕干预的针对性更强。 (孙卉 张田 傅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