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望与感恩在反刍思维与大学生自杀意念之间的作用：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2)
根据感恩的积极拓展建构理论(Fredrickson，2012)，感恩作为积极心理品质可以拓展个体思维的广度，防止负面情绪带来的不利影响，并建构个体终生受用的资源。因此，当绝望的影响作为中介变量在反刍思维与自杀意念之间发挥作用时，很有可能被感恩所缓解。首先，感恩的拓展功能使其作为负面情绪的“解毒剂”，可以消除负面情绪的不利影响(Fredrickson，Mancuso，Branigan，& Tugade，2000；Tugade & Fredrickson，2004)。Laird等人(Laird，Snyder，Rapoff & Green，2004)研究发现，高感恩的个体对疾病的康复抱有更大的希望，因此与感恩水平高的个体相比，低感恩水平的个体更容易受到绝望等负性情绪的影响，更易产生自杀意念。其次，高水平感恩有利于建构一系列的个体资源，包括社会支持与解决问题的能力(Fredrickson，Tugade，Waugh，& Larkin，2003)。由于知觉到的社会支持更多，高感恩个体总是以积极的眼光来看待事物，对未来抱有积极的期望，所以其处理问题的方式是面对问题；相反，低感恩个体更易以消极的方式逃避问题(Wood，Joseph，& Linley，2007)，所以低感恩个体更容易陷入绝望并坚信自杀是唯一解决问题的方式，加剧自杀意念的产生。故本研究推测，感恩对绝望在反刍思维与大学生自杀意念的中介作用有调节作用。
综上，本研究从积极心理学的视角出发，以自杀的认知模型为基础，依据感恩的积极拓展建构理论，构建了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如图1)，考察反刍思维、绝望以及感恩对大学生自杀意念的综合影响，以揭示反刍思维对大学生自杀意念的作用机制。
2研究方法
2.1被试
采取整群抽样法抽取天津师范大学参加校公共选修课的大一新生进行问卷调查，共回收问卷1191份，剔除无效问卷20份，剩余有效问卷1171份，有效率为98.32%。其中男生130人，占11.10%，女生658人，占56.19%，有383名被试未填写性别信息；年龄为16～23岁(19.10±0.78)，有387名被试未填写年龄信息。
2.2研究工具
2.2.1反刍思维反应量表
采用韩秀和杨宏飞(2009)修订的Nolen-Hoeksema(1991)的反刍思维反应量表(Rumination Response Scale-Chinese Version，RRS-CV)。該量表共22个题目，包含强迫思考、反省深思和症状反刍三个因子。采用4级评分，1为“从不”，2为“有时”，3为“经常”，4为“总是”。总分越高表明个体反刍思维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为0.91。
2.2.2感恩问卷
采用McCullough等人(McCullough，Emmons，& Tsang，2002)编制的感恩问卷(Gratitude Question-naire-6，GQ-6)。共6个项目，项目3和6为反向计分题，采用5级评分，1表示“完全不同意”，5表示“完全同意”；对反向计分项目反转处理后，计算所有项目的均分，分数越高表示感恩倾向越强。本研究中该量表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为0.77。
2.2.3贝克绝望量表
采用Beck等人(1975)编制的贝克绝望量表(Beck Hopelessness Scale，BHS)测量个体的绝望水平。该量表由20个项目组成。采用0，1计分，总分范围0～20分，总分越高表明绝望程度越高。认知理论研究中心建议该量表分值的解释标准：0～3分正常，4～8分轻度绝望，9～14分中度绝望，大于14分重度绝望。本研究中该量表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为0.75。
2.2.4贝克自杀意念量表
采用由李献云等人(2011)修订的贝克自杀意念自评量表中文版(Beck Scale for Suicide Ideation-Chinese Version，BSI-CV)评估被试自杀意念的强度和自杀危险的程度。该量表包含19个项目，采用三点计分(0～2分)方式。本研究自杀意念的强度是根据量表1～5项的总分所得，总分越高，自杀意念越强烈。本研究中该量表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为0.75。
2.3程序与数据处理
使用统一问卷进行施测，问卷中使用统一的指导语，且强调个人信息的保密性和作答的真实性。使用SPSS24.0软件以及Hayes(2013)的PROCESS宏程序进行数据处理与分析。鉴于Bootstrap法的各种优势(方杰，张敏强，邱皓政，2012)，本研究回归系数的显著性检验采用Bootstrap法，在无需假设样本服从正态分布下，通过对原样本有放回的随机抽样来获得新构造的样本分布(本研究共构造1000个样本，每个样本容量均为788)，获得参数估计的标准误及置信区间，若置信区间不含零则表示统计有显著性。
3结果与分析
3.1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为了减少自陈问卷法带来的共同方法偏差，本研究在数据收集过程中通过匿名、保密等进行程序控制。使用Harman单因素检验法检验程序控制的效果(Podsakoff，Mackenzie，Lee，& Podsakoff，2003)，将四个变量放在一起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发现，特征根大于1的因子有10个，且第一个因子的方差变异解释率为19.07%，小于40%，说明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3.2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
对反刍思维、绝望、感恩以及自杀意念进行相关分析，结果显示主要变量间均呈显著相关(见表1)，其中自杀意念与反刍思维(r=0.28，p<0.001)、绝望(r=0.36，p<0.001)呈显著正相关，与感恩(r=-0.18，p<0.001)显著负相关；反刍思维与绝望(r=0.45，p<0.001)呈显著正相关。此外，性别、年龄与主要研究变量的相关显示，性别与反刍思维(r=-0.13，p<0.001)、绝望(r=-0.08，p<0.05)和感恩(r=0.20，p<0.001)显著相关，但与自杀意念相关不显著，年龄与各变量相关也不显著。因此在之后的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中，本研究主要控制性别变量。 (林琳 刘羽 王晨旭 莫娟婵 刘俊岐 姜喆昊 李慧生 贾绪计)
综上，本研究从积极心理学的视角出发，以自杀的认知模型为基础，依据感恩的积极拓展建构理论，构建了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如图1)，考察反刍思维、绝望以及感恩对大学生自杀意念的综合影响，以揭示反刍思维对大学生自杀意念的作用机制。
2研究方法
2.1被试
采取整群抽样法抽取天津师范大学参加校公共选修课的大一新生进行问卷调查，共回收问卷1191份，剔除无效问卷20份，剩余有效问卷1171份，有效率为98.32%。其中男生130人，占11.10%，女生658人，占56.19%，有383名被试未填写性别信息；年龄为16～23岁(19.10±0.78)，有387名被试未填写年龄信息。
2.2研究工具
2.2.1反刍思维反应量表
采用韩秀和杨宏飞(2009)修订的Nolen-Hoeksema(1991)的反刍思维反应量表(Rumination Response Scale-Chinese Version，RRS-CV)。該量表共22个题目，包含强迫思考、反省深思和症状反刍三个因子。采用4级评分，1为“从不”，2为“有时”，3为“经常”，4为“总是”。总分越高表明个体反刍思维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为0.91。
2.2.2感恩问卷
采用McCullough等人(McCullough，Emmons，& Tsang，2002)编制的感恩问卷(Gratitude Question-naire-6，GQ-6)。共6个项目，项目3和6为反向计分题，采用5级评分，1表示“完全不同意”，5表示“完全同意”；对反向计分项目反转处理后，计算所有项目的均分，分数越高表示感恩倾向越强。本研究中该量表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为0.77。
2.2.3贝克绝望量表
采用Beck等人(1975)编制的贝克绝望量表(Beck Hopelessness Scale，BHS)测量个体的绝望水平。该量表由20个项目组成。采用0，1计分，总分范围0～20分，总分越高表明绝望程度越高。认知理论研究中心建议该量表分值的解释标准：0～3分正常，4～8分轻度绝望，9～14分中度绝望，大于14分重度绝望。本研究中该量表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为0.75。
2.2.4贝克自杀意念量表
采用由李献云等人(2011)修订的贝克自杀意念自评量表中文版(Beck Scale for Suicide Ideation-Chinese Version，BSI-CV)评估被试自杀意念的强度和自杀危险的程度。该量表包含19个项目，采用三点计分(0～2分)方式。本研究自杀意念的强度是根据量表1～5项的总分所得，总分越高，自杀意念越强烈。本研究中该量表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为0.75。
2.3程序与数据处理
使用统一问卷进行施测，问卷中使用统一的指导语，且强调个人信息的保密性和作答的真实性。使用SPSS24.0软件以及Hayes(2013)的PROCESS宏程序进行数据处理与分析。鉴于Bootstrap法的各种优势(方杰，张敏强，邱皓政，2012)，本研究回归系数的显著性检验采用Bootstrap法，在无需假设样本服从正态分布下，通过对原样本有放回的随机抽样来获得新构造的样本分布(本研究共构造1000个样本，每个样本容量均为788)，获得参数估计的标准误及置信区间，若置信区间不含零则表示统计有显著性。
3结果与分析
3.1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为了减少自陈问卷法带来的共同方法偏差，本研究在数据收集过程中通过匿名、保密等进行程序控制。使用Harman单因素检验法检验程序控制的效果(Podsakoff，Mackenzie，Lee，& Podsakoff，2003)，将四个变量放在一起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发现，特征根大于1的因子有10个，且第一个因子的方差变异解释率为19.07%，小于40%，说明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3.2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
对反刍思维、绝望、感恩以及自杀意念进行相关分析，结果显示主要变量间均呈显著相关(见表1)，其中自杀意念与反刍思维(r=0.28，p<0.001)、绝望(r=0.36，p<0.001)呈显著正相关，与感恩(r=-0.18，p<0.001)显著负相关；反刍思维与绝望(r=0.45，p<0.001)呈显著正相关。此外，性别、年龄与主要研究变量的相关显示，性别与反刍思维(r=-0.13，p<0.001)、绝望(r=-0.08，p<0.05)和感恩(r=0.20，p<0.001)显著相关，但与自杀意念相关不显著，年龄与各变量相关也不显著。因此在之后的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中，本研究主要控制性别变量。 (林琳 刘羽 王晨旭 莫娟婵 刘俊岐 姜喆昊 李慧生 贾绪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