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望与感恩在反刍思维与大学生自杀意念之间的作用：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3)
3.3绝望在反刍思维与自杀意念关系的中介效应分析
在控制了人口学变量后，反刍思维对自杀意念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β=0.28，p<0.001)。本研究采用Hayes(2013)開发的PROCESS程序中的模型4检验绝望在反刍思维与自杀意念关系中的中介效应。检验中使用了偏差校正的百分位Bootstrap方法来确定中介效应的显著性。结果显示，中介效应的值为0.20，95%的置信区间为[0.14，0.27]，不包含0，说明绝望的中介效应显著，占总效应的46.51%。
3.4感恩对绝望中介效应的调节效应分析
采用Hayes(2013)开发的PROCESS程序中的模型14检验调节过程模型，检验中使用了偏差校正的百分位Bootstrap方法来确定调节效应的显著性，该检验需要对三个回归方程的参数进行估计。方程1估计自变量(反刍思维)对因变量(自杀意念)的总体效应；方程2估计自变量(反刍思维)对中介变量(绝望)的预测效应；方程3估计调节变量(感恩)对中介变量(绝望)与因变量(自杀意念)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如果模型估计满足以下条件，则说明调节过程模型成立：(a)方程1中反刍思维对自杀意念总效应显著；(b)方程2中反刍思维对绝望的主效应显著；(c)方程3中绝望对自杀意念的主效应显著且绝望对自杀意念的效应受到感恩的调节。
结果如表3所示：方程1中反刍思维能显著正向预测自杀意念(B=0.41，95%CI=0.30～0.56)；方程2中，反刍思维对绝望的正向预测作用显著(B=0.41，95%CI=0.35～0.48)；方程3中，绝望显著正向预测自杀意念，且绝望与感恩交互项显著负向预测自杀意念(B=-0.18，95%CI=-0.35～-0.01)。
为了更清楚的了解感恩对绝望中介效应的具体调节情况，本研究根据感恩水平的标准分数将被试分成低分组(Z≤-1SD)和高分组(Z≥1SD)，考察在不同感恩水平上绝望对自杀意念的影响(即简单斜率检验)，并绘制简单效应分析图(图2)。结果表明，当感恩水平较低时，绝望对自杀意念的预测作用显著，Bsimple=0.54，t=7.64，p<0.001；当感恩水平较高时，绝望对自杀意念预测作用不显著，Bsimple=0.18，t=1.90，p>0.05。通过分析两组被试绝望在反刍思维与自杀意念关系间的中介效应发现，在低感恩的水平上，绝望的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46.81%，且95%置信区间为[0.20，0.25]，不包含0，而在高感恩水平上，绝望的中介效应不显著。由此可知，只有当感恩水平较低时，反刍思维才能通过绝望影响自杀意念。
4讨论
4.1反刍思维与大学生自杀意念的关系
本研究发现反刍思维与大学生自杀意念显著正相关，且在控制了性别后，反刍思维仍能显著正向预测自杀意念，这与以往研究基本一致(Ahrens & Linden，1996；Chan，Mkanda，& Surrence，2009；Rogers & Joiner，2017)。这一结果也再次验证，反刍思维是影响自杀意念的重要认知风险因素之一(Miranda & Nolen-Hoeksema，2007；Smith et al.，2006)。反刍思维首先会加重消极信息对大学生认知方式的不良影响，导致思维狭窄，从而使注意力难以从负性事件中脱离(Lyubomirsky & Nolen-Hoeksema，1995)；其次反刍思维会影响大学生的情绪调节能力，容易使其消极的情绪状态持续时间变长(Joormann，Dkane，& Gotlib，2006)，长此以往的恶性循环并最终导致自杀意念的产生。在此基础上，本研究重点考察了绝望在反刍思维与大学生自杀意念关系间的中介和感恩的调节作用。
4.2绝望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在证实了反刍思维可以显著正向预测大学生自杀意念后，进一步对绝望在反刍思维与大学生自杀意念关系中的中介作用进行了探讨。结果发现，绝望中介了反刍思维对大学生自杀意念的正向预测效应，这与Smith等人(2006)的研究基本一致。具体而言，反刍思维水平越高，大学生感知的绝望越多，进而促使其产生自杀意念的几率增加，这也符合自杀的认知模型。反刍思维意味着个体在遇到负性生活事件时，会采取反复思考负性事件以及不良情绪缘由的消极思维方式。与低反刍思维的大学生相比，高反刍思维的大学生往往抑制了解决问题的动机，容易将自己与外界隔离，从而独自陷入悲伤的情境中无法抽离(Conway，Csank，Holm，& Blake，2000)。此时由于大学生注意固着于问题无法解决，以及无法脱离的消极情绪，因而更可能知觉和体验绝望。大学生处于绝望状态时，普遍对未来持有消极期待，坚信自杀是唯一摆脱痛苦、解决问题的方式。实际上，人们大多会有关于未来的悲观预期，只是这种绝望感的程度有较大差别，通常来说，大学生的绝望感可能会较高，因为大学生心理的不稳定性可能会加剧其绝望感的不良影响，所以尤其值得关注(辛自强，马君雪，耿柳娜，2006)。这提示未来的研究中，可以考虑通过降低大学生绝望水平来减少反刍思维水平高的大学生的自杀意念。
4.3感恩的调节作用
本研究发现，大学生感恩对反刍思维与自杀意念的中介过程存在调节作用，相对于感恩水平较高的大学生，中介效应仅在感恩水平较低的大学生中显著。该调节作用主要体现在中介效应的后半段，即绝望与自杀意念的关系取决于大学生的感恩水平，这验证了原假设。感恩是大学生应对绝望、降低自杀意念水平的重要心理资源，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绝望带来的不良后果。首先，高感恩的个体可以很好的利用这一积极的心理品质来应对绝望带来的消极影响，但低感恩的大学生应对绝望这一负性情绪的能力较差，比较容易受绝望的影响，进而产生自杀意念。其次，感恩对个体认知的建构功能，让大学生更易感受到他人的支持，从而提高了社会支持水平以及问题解决能力(李艳春，2011；Wood，Maltby，Stewart，& Joseph，2008)。作为低感恩的大学生，其知觉到的社会支持十分有限，所以很容易过分封闭自我，少与外界沟通，经常固着于“自杀是唯一解决问题的途径”的想法。相反地，当高水平的感恩大学生由于反刍思维而引起绝望时，他们会综合运用自己拥有的一切资源去应对这一消极情绪，感恩作为一种有效的积极心理资源，可以有效提高大学生应对绝望的能力。本研究结果提示，反刍思维会使大学生感知更多的绝望，但良好的感恩水平能大大地减少绝望对大学生自杀意念的不利影响。
4.4研究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考察了绝望在反刍思维与大学生自杀意念之间的中介作用，对于系统了解反刍思维与大学生自杀意念关系的具体作用机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其次，本研究从积极心理学的视角出发，依据感恩的积极拓展建构理论，结果发现感恩对反刍思维与自杀意念的中介过程有调节作用，对积极心理学(特别是感恩)在预防和干预大学生自杀意念的本土化研究有良好的补充作用。尽管如此，本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首先，本研究采取的是横断面研究，无法直接做出反刍思维与自杀意念的因果关系。在今后的研究中可以采取纵向研究，以验证本研究结果。其次本研究采用问卷法收集数据，今后研究中可以选用多种方式收集数据，尤其是对反刍思维的测量可以通过实验法或者半结构化访谈法，这样有利于保证数据的准确性和客观性。最后，在未来的研究中，研究者可以通过干预训练提高个体的感恩能力以减轻绝望等危险因素对自杀意念产生的影响。
5结论
(1)反刍思维对自杀意念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2)绝望在反刍思维与自杀意念之间具有中介作用；(3)感恩对反刍思维与自杀意念的中介过程存在调节作用，相对于感恩水平较高的大学生，中介效应仅在感恩水平低的大学生中显著。 (林琳 刘羽 王晨旭 莫娟婵 刘俊岐 姜喆昊 李慧生 贾绪计)
在控制了人口学变量后，反刍思维对自杀意念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β=0.28，p<0.001)。本研究采用Hayes(2013)開发的PROCESS程序中的模型4检验绝望在反刍思维与自杀意念关系中的中介效应。检验中使用了偏差校正的百分位Bootstrap方法来确定中介效应的显著性。结果显示，中介效应的值为0.20，95%的置信区间为[0.14，0.27]，不包含0，说明绝望的中介效应显著，占总效应的46.51%。
3.4感恩对绝望中介效应的调节效应分析
采用Hayes(2013)开发的PROCESS程序中的模型14检验调节过程模型，检验中使用了偏差校正的百分位Bootstrap方法来确定调节效应的显著性，该检验需要对三个回归方程的参数进行估计。方程1估计自变量(反刍思维)对因变量(自杀意念)的总体效应；方程2估计自变量(反刍思维)对中介变量(绝望)的预测效应；方程3估计调节变量(感恩)对中介变量(绝望)与因变量(自杀意念)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如果模型估计满足以下条件，则说明调节过程模型成立：(a)方程1中反刍思维对自杀意念总效应显著；(b)方程2中反刍思维对绝望的主效应显著；(c)方程3中绝望对自杀意念的主效应显著且绝望对自杀意念的效应受到感恩的调节。
结果如表3所示：方程1中反刍思维能显著正向预测自杀意念(B=0.41，95%CI=0.30～0.56)；方程2中，反刍思维对绝望的正向预测作用显著(B=0.41，95%CI=0.35～0.48)；方程3中，绝望显著正向预测自杀意念，且绝望与感恩交互项显著负向预测自杀意念(B=-0.18，95%CI=-0.35～-0.01)。
为了更清楚的了解感恩对绝望中介效应的具体调节情况，本研究根据感恩水平的标准分数将被试分成低分组(Z≤-1SD)和高分组(Z≥1SD)，考察在不同感恩水平上绝望对自杀意念的影响(即简单斜率检验)，并绘制简单效应分析图(图2)。结果表明，当感恩水平较低时，绝望对自杀意念的预测作用显著，Bsimple=0.54，t=7.64，p<0.001；当感恩水平较高时，绝望对自杀意念预测作用不显著，Bsimple=0.18，t=1.90，p>0.05。通过分析两组被试绝望在反刍思维与自杀意念关系间的中介效应发现，在低感恩的水平上，绝望的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46.81%，且95%置信区间为[0.20，0.25]，不包含0，而在高感恩水平上，绝望的中介效应不显著。由此可知，只有当感恩水平较低时，反刍思维才能通过绝望影响自杀意念。
4讨论
4.1反刍思维与大学生自杀意念的关系
本研究发现反刍思维与大学生自杀意念显著正相关，且在控制了性别后，反刍思维仍能显著正向预测自杀意念，这与以往研究基本一致(Ahrens & Linden，1996；Chan，Mkanda，& Surrence，2009；Rogers & Joiner，2017)。这一结果也再次验证，反刍思维是影响自杀意念的重要认知风险因素之一(Miranda & Nolen-Hoeksema，2007；Smith et al.，2006)。反刍思维首先会加重消极信息对大学生认知方式的不良影响，导致思维狭窄，从而使注意力难以从负性事件中脱离(Lyubomirsky & Nolen-Hoeksema，1995)；其次反刍思维会影响大学生的情绪调节能力，容易使其消极的情绪状态持续时间变长(Joormann，Dkane，& Gotlib，2006)，长此以往的恶性循环并最终导致自杀意念的产生。在此基础上，本研究重点考察了绝望在反刍思维与大学生自杀意念关系间的中介和感恩的调节作用。
4.2绝望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在证实了反刍思维可以显著正向预测大学生自杀意念后，进一步对绝望在反刍思维与大学生自杀意念关系中的中介作用进行了探讨。结果发现，绝望中介了反刍思维对大学生自杀意念的正向预测效应，这与Smith等人(2006)的研究基本一致。具体而言，反刍思维水平越高，大学生感知的绝望越多，进而促使其产生自杀意念的几率增加，这也符合自杀的认知模型。反刍思维意味着个体在遇到负性生活事件时，会采取反复思考负性事件以及不良情绪缘由的消极思维方式。与低反刍思维的大学生相比，高反刍思维的大学生往往抑制了解决问题的动机，容易将自己与外界隔离，从而独自陷入悲伤的情境中无法抽离(Conway，Csank，Holm，& Blake，2000)。此时由于大学生注意固着于问题无法解决，以及无法脱离的消极情绪，因而更可能知觉和体验绝望。大学生处于绝望状态时，普遍对未来持有消极期待，坚信自杀是唯一摆脱痛苦、解决问题的方式。实际上，人们大多会有关于未来的悲观预期，只是这种绝望感的程度有较大差别，通常来说，大学生的绝望感可能会较高，因为大学生心理的不稳定性可能会加剧其绝望感的不良影响，所以尤其值得关注(辛自强，马君雪，耿柳娜，2006)。这提示未来的研究中，可以考虑通过降低大学生绝望水平来减少反刍思维水平高的大学生的自杀意念。
4.3感恩的调节作用
本研究发现，大学生感恩对反刍思维与自杀意念的中介过程存在调节作用，相对于感恩水平较高的大学生，中介效应仅在感恩水平较低的大学生中显著。该调节作用主要体现在中介效应的后半段，即绝望与自杀意念的关系取决于大学生的感恩水平，这验证了原假设。感恩是大学生应对绝望、降低自杀意念水平的重要心理资源，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绝望带来的不良后果。首先，高感恩的个体可以很好的利用这一积极的心理品质来应对绝望带来的消极影响，但低感恩的大学生应对绝望这一负性情绪的能力较差，比较容易受绝望的影响，进而产生自杀意念。其次，感恩对个体认知的建构功能，让大学生更易感受到他人的支持，从而提高了社会支持水平以及问题解决能力(李艳春，2011；Wood，Maltby，Stewart，& Joseph，2008)。作为低感恩的大学生，其知觉到的社会支持十分有限，所以很容易过分封闭自我，少与外界沟通，经常固着于“自杀是唯一解决问题的途径”的想法。相反地，当高水平的感恩大学生由于反刍思维而引起绝望时，他们会综合运用自己拥有的一切资源去应对这一消极情绪，感恩作为一种有效的积极心理资源，可以有效提高大学生应对绝望的能力。本研究结果提示，反刍思维会使大学生感知更多的绝望，但良好的感恩水平能大大地减少绝望对大学生自杀意念的不利影响。
4.4研究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考察了绝望在反刍思维与大学生自杀意念之间的中介作用，对于系统了解反刍思维与大学生自杀意念关系的具体作用机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其次，本研究从积极心理学的视角出发，依据感恩的积极拓展建构理论，结果发现感恩对反刍思维与自杀意念的中介过程有调节作用，对积极心理学(特别是感恩)在预防和干预大学生自杀意念的本土化研究有良好的补充作用。尽管如此，本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首先，本研究采取的是横断面研究，无法直接做出反刍思维与自杀意念的因果关系。在今后的研究中可以采取纵向研究，以验证本研究结果。其次本研究采用问卷法收集数据，今后研究中可以选用多种方式收集数据，尤其是对反刍思维的测量可以通过实验法或者半结构化访谈法，这样有利于保证数据的准确性和客观性。最后，在未来的研究中，研究者可以通过干预训练提高个体的感恩能力以减轻绝望等危险因素对自杀意念产生的影响。
5结论
(1)反刍思维对自杀意念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2)绝望在反刍思维与自杀意念之间具有中介作用；(3)感恩对反刍思维与自杀意念的中介过程存在调节作用，相对于感恩水平较高的大学生，中介效应仅在感恩水平低的大学生中显著。 (林琳 刘羽 王晨旭 莫娟婵 刘俊岐 姜喆昊 李慧生 贾绪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