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锻炼与心理健康：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与情绪调节策略的作用(3)
学段上，大学生体育锻炼坚持水平显著高于中学生是因为大学生的体育锻炼动机明确，对时间控制能力强，学习上可掌握的时间相对灵活，且精力旺盛和有时间去参与体育锻炼，而高中生相对大学生灵活时间有限，更多的精力专注于高考，同时，中学生对体育锻炼意义也缺乏应有的认知。但大学生的焦虑和抑郁水平显著高于中学生，这与不同学段学生面临的主要问题相关，中学生的主要心理压力来自“学习方面、人际关系与沟通、情绪调节效能”，大学生主要的心理压力来自“就业方面、学习方面、人际关系与沟通、情绪调节效能”(汪庆华，许玉萍，史海松，2010)。相对于中学生，大学生面临的问题又增加了就业一项，因此其焦虑和抑郁水平要高于中学生。
专业上，在沮丧痛苦调节效能、体育锻炼承诺和体育锻炼坚持水平上，体育专业大学生显著高于非体育专业大学生，主要是体育专业大学生的目标定向、动机水平不同于非体育专业大学生。这可能与竞技运动的目标定向及自我情绪监控有关。运动员把创造比赛成绩作为最大目标，是一种重要的动机，为了提高运动成绩，设置过高目标的同时还会频繁地进行自我情绪监控，却容易掩盖内心的真实情感(何大海，2016)。当训练量或运动强度超出个体所能承受的最大限度，又没有达到自我设置的水平时，由于疲劳的产生就会急躁、厌烦，积极情绪体验相对较少，积极调节效能相对较低。
4.2体育锻炼与心理健康内在机制的思考
已有研究多从体育锻炼与心理健康的单一视角探索其间的关系(刘海燕，童昭岗，颜军，2007；曾吉，2007)，如探索体育锻炼与自我效能感的关系(刘桂芳，2009；徐培林，2012)、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与心理健康的关系(肖孟琦，201 5；赵鑫等，2017)、情绪调节策略的使用与心理健康的关系(戴必兵，彭义升，李娟，2014；朱艳新，谢红梅，金欣俐，2011)、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与情绪调节策略之间的关系(田学英，卢家楣，2014)。但对于体育锻炼是通过什么途径影响心理健康，始终缺乏整体性关系的准确把握，且缺乏对各因素之间复杂关系的准确理解。而本研究结果对澄清这些问题，丰富已有理论，具有参考价值。由所构建模型检验结果可以得出：
(1)结构验证表明，体育锻炼、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情绪调节策略对心理健康存在着直接和间接的影响，体育锻炼对心理健康产生直接影响，又通过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和情绪调节策略对心理健康构成影响；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可直接影响心理健康，又通过情绪调节策略间接影响心理健康；情绪调节策略则直接对心理健康构成影响(罗宗盼，2014；赵鑫等，2017)。但模型未支持体育锻炼可以提升情绪调节策略选择的水平，说明已有研究认为体育锻炼可提高监控能力的内核应是控制力，而非策略改变。
(2)深入分析表明，在各因素的整体框架中分变量对各因素贡献是不同的，大学生体育锻炼坚持比体育锻炼承诺对体育锻炼的贡献要大(0.92对0.81)，这说明有效坚持体育锻炼相对体育锻炼承诺更重要；其次，研究还表明对于构成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三个要素，沮丧痛苦调节效能贡献最大(0.90)、生气愤怒调节效能(0.72)其次、积极调节效能(0.27)位列最后，表明体育锻炼对控制负性情绪的效能感影响较大，而对控制积极情绪的效能感的影响相对较小。对于情绪调节策略，体育锻炼的重要作用是通过增进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进而影响情绪调节策略使用，特别是认知重评策略而非表达抑制策略。
(3)整体分析表明，体育锻炼、情绪调節自我效能感和情绪调节策略与心理健康中的焦虑和抑郁呈负相关(0.17，0.23，0.25)，即三个因素分数越高，焦虑、抑郁则越低，且对焦虑和抑郁的影响大致相同(0.87，0.95)。同时，整体数据分析还表明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和情绪调节策略对焦虑和抑郁的直接作用更大些，而体育锻炼的直接作用略小，说明体育锻炼的效应多是通过间接作用体现的。
总之，体育锻炼中的锻炼坚持、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中的痛苦调节效能，情绪调节策略中的认知重评对心理健康的影响更大些，说明锻炼，效能和策略是有效提升心理健康水平的重要变量(姜媛等，2008；姜媛，白学军，沈德立，2009；肖孟琦2015，Berger & Owen，1989)，提示在体育锻炼中应更加重视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提升和情绪调节策略的培养，这是提高体育锻炼心理健康效益的重要途径。
5结论
在本研究条件下得出以下结论：(1)大学生的焦虑和抑郁水平显著高于中学生，且男生高于女生；体育专业大学生在沮丧痛苦调节效能上高于非体育专业大学生。(2)体育锻炼通过影响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进而影响心理健康；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则通过影响情绪调节策略，进而影响心理健康。(3)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和情绪调节策略在体育锻炼与心理健康关系中起中介作用。 (姜媛 张力为 毛志雄)
专业上，在沮丧痛苦调节效能、体育锻炼承诺和体育锻炼坚持水平上，体育专业大学生显著高于非体育专业大学生，主要是体育专业大学生的目标定向、动机水平不同于非体育专业大学生。这可能与竞技运动的目标定向及自我情绪监控有关。运动员把创造比赛成绩作为最大目标，是一种重要的动机，为了提高运动成绩，设置过高目标的同时还会频繁地进行自我情绪监控，却容易掩盖内心的真实情感(何大海，2016)。当训练量或运动强度超出个体所能承受的最大限度，又没有达到自我设置的水平时，由于疲劳的产生就会急躁、厌烦，积极情绪体验相对较少，积极调节效能相对较低。
4.2体育锻炼与心理健康内在机制的思考
已有研究多从体育锻炼与心理健康的单一视角探索其间的关系(刘海燕，童昭岗，颜军，2007；曾吉，2007)，如探索体育锻炼与自我效能感的关系(刘桂芳，2009；徐培林，2012)、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与心理健康的关系(肖孟琦，201 5；赵鑫等，2017)、情绪调节策略的使用与心理健康的关系(戴必兵，彭义升，李娟，2014；朱艳新，谢红梅，金欣俐，2011)、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与情绪调节策略之间的关系(田学英，卢家楣，2014)。但对于体育锻炼是通过什么途径影响心理健康，始终缺乏整体性关系的准确把握，且缺乏对各因素之间复杂关系的准确理解。而本研究结果对澄清这些问题，丰富已有理论，具有参考价值。由所构建模型检验结果可以得出：
(1)结构验证表明，体育锻炼、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情绪调节策略对心理健康存在着直接和间接的影响，体育锻炼对心理健康产生直接影响，又通过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和情绪调节策略对心理健康构成影响；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可直接影响心理健康，又通过情绪调节策略间接影响心理健康；情绪调节策略则直接对心理健康构成影响(罗宗盼，2014；赵鑫等，2017)。但模型未支持体育锻炼可以提升情绪调节策略选择的水平，说明已有研究认为体育锻炼可提高监控能力的内核应是控制力，而非策略改变。
(2)深入分析表明，在各因素的整体框架中分变量对各因素贡献是不同的，大学生体育锻炼坚持比体育锻炼承诺对体育锻炼的贡献要大(0.92对0.81)，这说明有效坚持体育锻炼相对体育锻炼承诺更重要；其次，研究还表明对于构成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三个要素，沮丧痛苦调节效能贡献最大(0.90)、生气愤怒调节效能(0.72)其次、积极调节效能(0.27)位列最后，表明体育锻炼对控制负性情绪的效能感影响较大，而对控制积极情绪的效能感的影响相对较小。对于情绪调节策略，体育锻炼的重要作用是通过增进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进而影响情绪调节策略使用，特别是认知重评策略而非表达抑制策略。
(3)整体分析表明，体育锻炼、情绪调節自我效能感和情绪调节策略与心理健康中的焦虑和抑郁呈负相关(0.17，0.23，0.25)，即三个因素分数越高，焦虑、抑郁则越低，且对焦虑和抑郁的影响大致相同(0.87，0.95)。同时，整体数据分析还表明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和情绪调节策略对焦虑和抑郁的直接作用更大些，而体育锻炼的直接作用略小，说明体育锻炼的效应多是通过间接作用体现的。
总之，体育锻炼中的锻炼坚持、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中的痛苦调节效能，情绪调节策略中的认知重评对心理健康的影响更大些，说明锻炼，效能和策略是有效提升心理健康水平的重要变量(姜媛等，2008；姜媛，白学军，沈德立，2009；肖孟琦2015，Berger & Owen，1989)，提示在体育锻炼中应更加重视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提升和情绪调节策略的培养，这是提高体育锻炼心理健康效益的重要途径。
5结论
在本研究条件下得出以下结论：(1)大学生的焦虑和抑郁水平显著高于中学生，且男生高于女生；体育专业大学生在沮丧痛苦调节效能上高于非体育专业大学生。(2)体育锻炼通过影响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进而影响心理健康；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则通过影响情绪调节策略，进而影响心理健康。(3)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和情绪调节策略在体育锻炼与心理健康关系中起中介作用。 (姜媛 张力为 毛志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