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泉 宋 武 廉 彬 冯廷勇

    (西南大学心理学部，重庆 400715) (西南大学实验幼儿园, 重庆 400715)

    1 问题提出

    延迟满足(delay gratification)是指一种甘愿为更有价值的长远目标而主动放弃即时满足的抉择取向，以及在等待过程中展示出来的自制能力(Mischel, 1961; Mischel, Shoda, & Rodriguez,1989)。Mischel等人对儿童延迟满足的发展作了一项追踪研究，结果表明：4、5岁时表现出较好延迟满足能力的儿童，在十余年后，其在学业成绩、社会能力、应对挫折和压力等方面也有较好的表现(Mischel, 1961; Mischel, Shoda, & Peake,1988)。已有大量的研究表明，高延迟满足的个体在学业成绩、事业上更容易获得成功，而低延迟满足的个体在社交能力、自我调节方面等表现较差(Zhang, Karabenick, Maruno, & Lauermann, 2011;杨丽珠, 王江洋, 2007)。Duckworth等的研究也表明，延迟满足高的个体，其自控能力、执行能力也较强，更容易在学习和工作中获得成功(Duckworth& Kern, 2011)。作为儿童核心能力之一，延迟满足能力不仅可以预测儿童未来的身体健康和个人财富(Moffitt, 2011)，也是儿童自我完善与发展的根本保障，以及融入社会的基本能力。

    自20世纪60年代，Mischel等率先进行了延迟满足的跨文化研究，比较了北美文化背景下的Trinidadian儿童与美国白人儿童的延迟选择偏好，并探讨了其与社会责任感、违法行为等变量之间的跨文化研究(Mischel, 1961)。从此，为了探明不同文化背景下儿童延迟满足能力的发展机制，尤其是发展的共同性和特异性，国内外研究者进行了系列的延迟满足跨文化研究。Ji等研究发现，东亚国家儿童在延迟满足“选择”阶段其情感因素占主导，表现得更加冲动，而北美儿童在延迟满足“选择”阶段其认知起主导作用，表现的更加理智(Ji, Zhang, & Nisbett, 2004; Norenzayan,Smith, Kim, & Nisbett, 2002)。Imada等对日、美儿童延迟满足“维持”阶段进行研究发现，日本儿童更难抑制住礼物的诱惑，表现出更多偷看礼物的行为(Imada, Carlson, & Itakura, 2013)。杨丽珠等人的研究也表明，澳大利亚儿童延迟满足能力发展水平高于我国儿童，不仅延迟等待的时间较长，而且延迟等待的策略也更多(杨丽珠, 王江洋,刘文, Cuskelly, & Zhang, 2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