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晓丽 孙 鹏

    (1 山东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济南 250358) (2 山东财经大学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研究中心，济南 250014)

    1 引言

    合作是人类社会互动过程中最重要的形式，人类需要与他人进行物质和情感的互动，通过合作来维持种群的延续，但与此同时，人类往往又无法摆脱自私的天性，常常因为对个体利益的坚持与追求而使得彼此陷入冲突状态(Decety,Jackson, Sommerville, Chaminade, & Meltzoff, 2004)。面对利益的冲突，能否摒弃敌对竞争而保持合作，对于个人幸福以及人类命运都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因此，一直以来，不论是心理学家、社会学家，还是经济学家、政治学家，都试图从不同的学科视角来剖析冲突情境下人们的合作行为(Messick, 1967; Messick & Mackie, 1989; van Lange,Joireman, Parks, & van Dijk, 2013)，以期找到提升人类合作行为的良方。而社会困境研究由于一针见血地折射出了个体利益与他人或集体利益的冲突本质，并同时涵盖了现代社会所面临的诸多亟待解决的合作问题，如环境污染、资源短缺、气候变暖等，因此，在近30 年成为了众多学科关注的焦点，激发了大量的研究者对其进行探讨。

    社会困境(social dilemmas)代表着一种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存在冲突的情境，在这种情境中，个体的理性行为会最终导致集体的非理性(Kollock, 1998; 刘长江, 郝芳, 2014; 刘长江, 李岩梅, 李纾, 2007)。举例来说，以打渔为生的渔民为了实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将最大限度的进行捕捞，久而久之，这种个体的理性逐利行为就会最终导致渔业资源的匮乏，进而造成所有渔民的捕捞量下降，使整个渔民集体的利益受损，从集体行为层面来看，这即为非理性。

    传统的经济学理论假设人类是自私和绝对理性的，据此推断，社会困境问题似乎没有缓解的余地，困境中的各方必将出于己方的利益或对彼此的不信任而做出非合作的行为，最终导致集体的利益受损，这对于整个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来说无疑是个巨大的不幸。正是出于对这种不幸的不可接受，早期社会困境领域的研究首当其冲地将目标设定在探求困境中的人们究竟能否做出亲社会的合作行为。针对这一问题，既往大量的实证研究已经表明，社会困境中的各方表现出了超出预期的合作水平，而且即使困境中各方的互动是匿名的和一次性的，也就是说合作行为不会为合作方带来名誉等方面的长远收益，人们依然倾向于进行合作(Amir, Rand, & Gal, 2012; Fehr &Fischbacher, 2003; Henrich et al., 2005; List, 2011;Mason & Suri, 2012; Paolacci, Chandler, & Ipeirotis,2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