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含芳 刘志军 樊毓美 李百涵

    (湖南科技大学教育学院，湘潭 411201)

    1 问题提出

    网络欺负指个人或者团体通过电子邮件、在线聊天室或社交网站等电子手段实施的欺负行为(Kowalski & Limber, 2013)。网络欺负是传统欺负的延伸，但又以其信息传播的高速度、目标的易获得性、影响的持久性、欺负者的匿名性有别于传统欺负行为(Smith, 2015)。网络欺负在儿童和青少年中被描述为一种不断上升的“流行病”，据报道，国内外的网络欺负流行率从5–10%到50%不等(Cénat, Blais, Hébert, Lavoie, & Guerrier,2015; Li, 2010; Mishna, Khoury-Kassabri, Gadalla, &Daciuk, 2012; Smith et al., 2008; Zhou et al., 2013)，网络受欺负比率从27%～40%不等(Athanasiades,Baldry, Kamariotis, Kostouli, & Psalti, 2016; Olenikshemesh, Heiman, & Eden, 2017)。这些研究都反映网络欺负是一个严峻的问题。与未卷入网络欺负事件的青少年相比，网络受欺负者的生活质量更差，并且有更高的抑郁、焦虑以及风险行为和自杀倾向(González-Cabrera et al., 2018; Kowalski,Giumetti, Schroeder, & Lattanner, 2014; Vaillancourt,Faris, & Mishna, 2017)；网络欺负者有更高的压力、更弱的自我控制能力和更低的心理健康水平(Duarte, Pittman, Thorsen, Cunningham, & Ranney,2018)。鉴于网络欺负的流行率之高、影响范围之广 、后果之严重，在现阶段研究探讨网络欺负的影响因素对预防和干预青少年网络欺负行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戴维斯的病态互联网使用模型(Davis, 2001)指出网络偏差行为的产生机制是：在个体的精神病理学因素(如抑郁、焦虑、孤独)和情境因素(如亲子关系、同伴支持、班级环境)的共同影响下，个体会产生非适应性认知以及由此导致的个体网络偏差行为。依据该模型，情境因素中的亲子关系等因素一方面会直接影响青少年的网络使用行为；另一方面，亲子关系也会通过影响青少年对社会支持的感知和孤独感等精神病理学因素来间接地影响网络欺负行为。因此本文拟在此模型下探讨亲子关系、孤独感与网络欺负之间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