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东 李 倩 罗 良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基础教育质量监测协同创新中心，北京 100875)

    1 引言

    课外补习(private tutoring)，又称“教育补习”或“影子教育”(shadow education)(Bray,2010)，是指在学校教育之外开展的、由广泛意义上的“辅导教师”提供的、学生有偿参加的、旨在提高学生文化课成绩的各种培优和补差活动(张羽, 陈东, 刘娟娟, 2015)。课外补习活动在许多国家已颇具规模，逐渐成为主流教育的重要补充与仿效(薛海平, 丁小浩, 2009)，在亚洲地区，这种教育现象尤其值得关注(王立东, 巩翔, 裴昌根, 2019; Bray, 2010)。

    目前学界对课外补习教育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课外补习的参与率、课外补习对学业成就的影响、课外补习教育的文化、社会学与政策研究等方面(王立东等, 2019; Wang & Guo, 2017)。其中，学生参加课外补习的影响因素研究是一个基本课题，多项研究就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薛海平, 丁小浩, 2009; Kim & Park, 2010; Liu, 2012;Zhang, 2014)。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是已有研究特别关注的影响参与课外补习的重要因素。薛海平和丁小浩(2009)的研究表明，家庭社会经济背景对城镇学生参加教育补习的可能性和教育补习支出有显著影响。研究表明，女生比男生的补习参与几率、强度与经济支出都要高；成绩排名越高，父 亲受教育程度越高，学生参加补习的几率、强度与支出越大。还有研究分析了其他维度的影响因素，如班级同学影响、学校行政风格的影响等(Zhang, 2011)。

    家庭教育的决策受家庭收入、教育成本、教育收益等诸多个人、家庭、学校和社会因素的影响(张永强, 杨中全, 2010)。已有研究多集中于几个“常见”(控制)变量与家庭参与课外补习决策的相关研究，而相对缺乏对参与课外补习决策行为的系统而深入的讨论，特别是理论层面的解读(Byun, Chung, & Baker, 2018)。作为一项特殊决策，家庭教育决策也具有科学决策的一般特征，需要引入更多教育变量分析其决策特征，而非局限于基本控制变量(如，人口学变量、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等)。

    信息是科学决策的基础和依据，决策本身是信息转换的过程，信息转换又严格依赖于环境和系统内的信息资源与能力(彭知辉, 2006)。学校是家庭最主要的教育信息来源，而与学校的信息交流沟通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家庭教育决策的信息环境，反映了家庭的信息资源与能力。家校沟通是父母教育卷入的基本维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