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文明 叶彩霞 方烨仪

    (1 嘉应学院心理咨询中心，梅州 514015) (2 武汉体育学院研究生院，武汉 430079)

    1 引言

    与外化问题相比，青少年的内化问题更具有普遍性，其中焦虑和抑郁的检出率分别为31.8%和32%(余萌等, 2017)。此外，具有内化问题的青少年表现出适应能力差、家庭关系不和谐、生活满意度低、应对能力差以及长期高压力感(Essau, Lewinsohn, Olaya, & Seeley, 2014)。鉴于青少年内化问题的普遍性和危害性，有必要探讨其影响因素及作用机制。

    Bronfenbrenner(1979)基于生态系统理论，提出家庭环境是影响青少年成长的微观系统。然而，并非所有的家庭因素都是致病因素，只有部分因素才是青少年产生问题行为的家庭风险。例如，Piquero等(2012)对童年时期的风险因子与成人病态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元分析发现，环境风险因子几乎全部来自家庭风险，其中家庭风险包括家庭物理风险(住房条件、家庭经济状况、家庭人口数量、家庭所处的社区环境等)和家庭心理风险(父母教养方式、家庭暴力、抚养双亲的心理素质等)。有研究表明，在中低等收入的家庭当中，1/3儿童的认知和社交情绪发展较差(McCoy et al., 2016)，且家庭社会经济劣势与青少年的犯罪呈正相关(Savolaine et al., 2018)。根据家庭压力模型(family stress model, FSM)观点，经济困难的压力会导致家长采取严厉的纪律措施来管教孩子，而严厉的惩戒行为则会导致青少年内外化问题的增加(Schenck-Fontaine et al., 2020)。此外，有研究发现，青少年的内化问题与父母温情和支持程度少、父母拒绝、敌意等家庭心理风险因素有关(Gershoff et al., 2010; Hastings,Nuselovici, Rubin, & Cheah, 2010)。也有研究指出，家庭功能实现的越顺畅，家庭成员的身心健康状况就越好(徐洁, 方晓义, 张锦涛, 林丹华, 孙莉, 2008)。然而，产后父母的敌意会增加孩子的内化和行为问题的风险(Velders et al., 2011)。即使是在风险相对较低的家庭环境中，父母的婚姻问题也对儿童的内化问题有着显著的预测作用(Cummings, Keller, & Davies, 2005)。总而言之，家庭风险因素是对内化问题最可靠、最有力的预测变量之一。虽然家庭风险因素对青少年的内化问题影响深远，但是每个因素并非单独起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