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晓运 李晓燕 曹 娟 林丹华

    (1 湖北医药学院应用 心理学系，十堰 442000) (2 北京师 范大学发展心理研 究院，北京 100875)

    1 引言

    近20 年以来，基于优势的“积极青少年发展观”日益取代过去的“缺陷与问题”模型，且研究者开始聚焦青少年发展的积极方面，不再忙于寻找或干预青少年可能存在的问题或风险因素(Catalano, Berglund, Ryan, Lonczak, & Hawkins,2004; Lerner, Lerner, Bowers, & Geldhof, 2015; Scales,Benson, Leffert, & Blyth, 2000)。例如，积极心理学取向的研究者呼吁探索人类体验的积极特质，如希望、乐观和感恩等(彭凯平, 窦东徽, 刘肖岑, 2011;任俊, 李倩, 2014)。我国本土文化的健全人格观也强调促进个体以积极的态度处理社会关系中的自我与他人，过去、现在与未来，顺境与逆境等关系(黄希庭, 郑涌, 李宏翰, 2006)。在概念上，“积极青少年发展”主要涉及个体成长的一种特性，表现为充分的、健康的、适应性的和最佳的发展，且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Lerner et al., 2015)。那么如何评估或界定这种“积极发展”的特征呢？

    在研究者先前构建的积极青少年发展的理论框架和测量模型中(Catalano et al., 2004; Lerner et al.,2005; Scales et al., 2000)，应用最广泛的是基于美国文化的“5C”模型，即将青少年的积极发展特征操作化为5 个指标：能力(competence)、品格(character)、联结(connection)、自信(confidence)和关爱(caring)，简称为“5C”。目前，基于“5C”的测量工具在国际上得到了广泛应用(DuBois &Keller, 2017; Geldhof, Bowers, Mueller, et al., 2014)。但“5C”模型在其他国家(如中国)文化下的青少年群体中的心理测量学属性不佳(Chen,Wiium, & Dimitrova, 2018; Conway, Heary, & Hogan,2015)，原因可能在于社会文化因素影响了人们对青少年积极发展这一概念的建构。正如Lerner 等(2019)指出，任何基于西方文化建构的青少年积极发展的模型都可能会忽略或低估一些与青少年发展相关的潜在的、独特的文化因素。尽管Shek，Siu 和Lee(2007)以我国香港青少年为样本开发了青少年积极发展的评估量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