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筱琳 秦 欢 罗 良,2

    (1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基础教育质量监测协同创新中心，北京 100875) (2 北京师范大学发展心理研究院，北京 100875)

    1 引言

    孝道是中国古代社会的根本道德标准，也是当代中国人生活的重要价值规范和行事标准(叶光辉, 杨国枢, 2009)。代际传递是孝道得以延续的核心机制(Sch?npflug, 2001)，家庭作为这一过程的基本单位，在个体孝道信念的形成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尤其是在道德认知发展由他律向自律转变的小学阶段。由此，在小学生中探讨父母与子女孝道信念的关系，对个体道德观念的培养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具有重要意义。

    叶光辉等人基于现代社会中亲子关系的双元特性，提出了双元孝道模型(Yeh & Bedford, 2003)。相互性孝道源于亲子在日常互动中的情感积累，反映了子女对父母自发的亲密感情和感激。权威性孝道源于个体对社会角色规范与阶级制度的服从，反映了子女的社会责任与义务。研究发现，尽管现代社会中两种孝道同时存在，但由于相互性孝道与现代社会中强调平等和以情感为基础的关系模式更为适应，因此相互性孝道的社会认同度高于权威性孝道(陈滔, 卿石松, 2019; 李启明, 陈志霞, 2016)。

    个体早期文化信念的形成主要源于父母的“垂直社会化”(Baumerind, 1966)。已有个别研究证实了孝道信念的代际传递性(陈滔, 卿石松,2019; 李启明, 陈志霞, 2016; 李启明, 陈志霞, 徐海燕,2016)，即父母相互性孝道、权威性孝道可分别显著预测子女相互性孝道、权威性孝道。然而，在孝道的传递效应上，研究结果不一致。首先，李启明和陈志霞的研究发现，相互性孝道的代际传递效应大于权威性孝道，而陈滔和卿石松的研究结果则呈现出相反的趋势。此外，李启明等人的研究发现，相互性孝道在母子间传递性更强，而权威性孝道在父子间传递性更强，陈滔和卿石松的研究则发现，母亲在两种孝道的传递性上均强于父亲。

    上述研究结果的不一致可能与两点局限有关。第一，孝道是家庭功能健全运作的基础(叶光辉,曹惟纯, 2014)，而在不同的家庭结构中，能够有效维持家庭秩序的行事准则有所不同(Minuchin,1974)。因此，家庭结构可能影响家庭中得以适应并被延续的孝道信念类型。核心家庭人口少、成员间关系简单，平等性和亲密度更高，情感满足在家庭功能中占主导(张广利, 马子琪, 赵云亭,2018)，因此，相互性孝道可能在核心家庭中适用性更强。而在代际关系更为复杂的三代家庭中，成员间出现矛盾的可能性更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