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 斐 梁菲菲,3 白学军,3

    (1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天津师范大学心理与行为研究院，天津 300387)

    (2 天津师范大学心理学部，天津 300387) (3 学生心理发展与学习天津市高校社会科学实验室，天津 300387)

    1 问题提出

    词汇是阅读的基本单位，且在个体毕生发展中不断得到积累(Gaskell & Ellis, 2009)。当词汇量积累到一定程度，个体能自行完成阅读理解之后，阅读伴随词汇学习(incidental vocabulary learning)就成为个体增长词汇量、拓展词汇知识的主要方式(Nagy, Herman, & Anderson, 1985)。阅读伴随词汇学习是指读者根据已有知识经验，在完成与词汇学习无直接关系的任务(如主要认知任务、阅读理解)时附带建构新词表征的过程(Nagy et al., 1985)。读者决定学习新词后，需结合词汇、语境、知识储备等多种线索推断新词含义(Fukkink, 2005)，并在多次阅读中，不断评估、推断新词语义表征(Stafura & Perfetti, 2017)。如果词汇特征与语境线索冲突，就会干扰新词学习。作为表意文字，汉字的“形”和“义”密切相关，有“见形知义”的特点。例如，在7000个常用汉字中，形声字占比约为80%，形旁的总体表义度约为44%(康加深, 1993)。借助形旁推测整字语义的正确率可达60%以上(Williams & Bever,2010)。那么，新词的形旁语义信息如何影响阅读伴随词汇学习？从学习进程上看，形旁的作用是否随着学习过程的深入而发生变化？这是本研究关注的主要问题。

    词汇特征影响阅读伴随词汇学习的加工机制，可通过自我教学机制(self-teaching mechanism)来解释。个体利用已具备的语音解码(phonological decoding)技能将一系列“看得见”的词转码为“读得出”的词，从而在词汇“形–音–义”间建立联结，存储到“心理词典”，完成视觉词汇识别(Share, 1995)。该机制得到了拼音文字新词的拼写规则性效应(Wegener et al., 2018)和汉语新词的声旁发音规则性效应(Li, Wang, Castles, Hsieh, &Marinus, 2018)的支持。值得注意的是，语音解码范畴并不限于形素–音素(grapheme-phoneme)水平(Share, 1995)。随着正字法知识、词汇拼读规则的积累，语素也会影响语音解码。语素与语义的对应规则知识能帮助读者分解词汇的构成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