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慧颖 孔繁昌

    (青少年网络心理与行为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华中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武汉 430079)

    1 引言

    长久以来，生命意义寻求被认为是理解自身存在的关键心理需求和基本动机(Frankl, 1963)。生命意义寻求是指个体为了确立或增加对生命含义、重要性和目的性的理解，主动寻找生命意义的意愿和努力程度(Steger, Kashdan, Sullivan, &Lorentz, 2008)。当生活的秩序和目的遭到负性事件破坏，并造成生命意义感缺失时，个体就会进行生命意义寻求(Thompson & Janigian, 1988)。寻求更深层次的生命意义是维持自我同一性的重要机制，也是青少年阶段的重要发展内容(Shek,Chai, & Dou, 2021)。因此，考察生命意义寻求的影响因素及其内部机制有助于加深对青少年生命意义的认识，以及给青少年生命意义寻求提供科学指导。

    生态系统理论认为，家庭是青少年成长中影响最大的微系统(Bronfenbrenner, 2005)。研究表明，积极教养方式(如情感支持)有助于提升个体的生命意义感(Shek et al., 2021)，而消极教养方式(如忽视)会降低个体的生命意义感(Weibel et al., 2017)。作为一种消极教养方式，粗暴养育及其对青少年发展的影响近年来成为研究热点(Li et al., 2021; Wang, Deng, & Du, 2018)，但粗暴养育如何影响青少年进行生命意义寻求目前尚未可知。因此，本研究将考察粗暴养育与青少年生命意义寻求的关系及其内在机制。

    粗暴养育是指父母对孩子的粗暴行为(如身体攻击、强迫和控制)、粗暴情感和粗暴态度(如厌烦、冷漠和情绪化)(王明忠, 杜秀秀, 周宗奎, 2016)。相比于充满爱与温暖的家庭，生活在粗暴养育情境中的孩子很难从家庭中获得生命意义感。首先，青少年可能将父母粗暴行为(如言语攻击)传达的消极自我信息内化，形成低自我价值感(Wang, 2017)。在这种情况下，青少年需要通过寻找、建立新的意义结构重新诠释自我的存在。其次，父母的粗暴情感及态度(如愤怒、冷漠)使青少年体验到焦虑、抑郁等多种消极情绪(王明忠等, 2016)，最终导致生命意义感降低(Weibel et al., 2017)。最后，青少年可能将亲子互动中习得的攻击行为和消极情绪调节策略迁移到同伴交往中(Wang, 2017)，导致其难以从良好的人际关系中获得生命意义感(马茜芝, 张志杰,2020)。根据生命意义的缺失恢复观，个体在缺乏生命意义感时会产生寻求生命意义的动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