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益兵 于家伟 李艳如 杜宜展

    (1 广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桂林 541004) (2 广西高校认知神经科学与应用心理重点实验室，桂林 541004) (3 闽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漳州 363000) (4 广州科技职业技术大学学生处，广州 510550)

    1 引言

    缺乏社会支持被认为是抑郁症状持续的重要原因(Gladstone et al., 2007)。社会支持是个体在需要时从家庭、朋友和重要他人处实际获得或领悟到的帮助(Thoits, 2011)。与实际获得的社会资源不同，领悟社会支持评估的是个体对外界支持的期望和感受，它对心理压力的缓冲作用更强(Cohen & Wills, 1985; Hartley & Coffee, 2019)，对个体持续健康更有益(Barrera, 2000)。研究发现，领悟社会支持不仅可以显著预测农村留守儿童的积极情绪，还可以缓解社交焦虑对其产生的不利影响(李梦龙 等, 2020)。此外，不同年龄阶段个体所依赖的社会支持来源及其作用各有差异。例如，对于儿童和青少年而言，父母是最重要的社会支持来源，而成年人和老年人则更多地依赖配偶(Gariépy et al., 2016)。同类研究也发现，来自家人和朋友而非重要他人的社会支持与抑郁症状呈显著负相关(Ioannou et al., 2019)。尽管两种支持来源都能对儿童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但其影响大小可能取决于二者参与儿童生活的频率(叶子, 庞丽娟, 1999)。由此推论，父母外出打工以后，农村留守儿童对来自家庭或朋友支持的主观感受会有所不同。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非常注重家庭归属感和家庭关系。即使留守儿童很难得到外地父母实际的工具性支持，但父母对孩子的情感牵挂始终都在(吴重涵, 戚务念, 2020)。另一方面，父母外出工作以后，家庭的冷清氛围使得留守儿童更倾向于寻求朋友的支持(范兴华等, 2013)。那么，家庭支持和朋友支持是否与留守儿童抑郁症状存在显著关联？若存在，二者所起作用的强度和方向是否有所不同？鉴于此，有必要深入探究留守儿童不同来源社会支持与抑郁之间的关系模式。

    关于社会支持与抑郁二者关系的方向性，目前还存在不同的观点。社会支持的主效应模型或压力-缓冲模型均倾向于将社会支持视为抑郁的保护性因素，即高水平的社会支持不但能预测较低的问题行为，还能保护个体免受压力事件的致病性影响(Cohen & Hoberman, 1983; Windle, 1992)。针对青少年群体的追踪研究也发现，个体15 岁时拥有强有力的朋友支持可以降低青春期后期罹患抑郁症状的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