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辉 辛钊阳 康萌萌 赵君哲 赵国祥

    (河南大学心理学院，开封 475004)

    1 引言

    外部环境竞争性和不确定性给员工提出了新的要求，员工需要在工作中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以适应和应对变化。主动行为(proactive behavior)是员工有意影响或改善个体、团队和组织效能，以及工作环境而自发表现的工作行为(Griffin et al., 2007)。已有研究从人格特征(McCormick et al., 2019)、领导风格(do Nascimento et al.,2018)和工作特征(Cangiano, 2017)等方面探讨了主动行为的发生机制，探索如何有效激发员工的主动行为。其中，Parker 等人(2010)基于目标驱动过程视角，开创性地提出了主动行为动机模型，认为个体动机状态是影响员工主动行为的重要因素。随着工作场所的变化，工作不再是纯粹的经济交换，满足个体需求才能激发和维持更为持久的内在动力(Pouragha et al., 2022)。事实上，精神性需要高于自我实现需要，是个体超越现状、实现理想抱负、提升心灵的不竭动力。工作场所精神性则将精神性和工作结合起来，不仅有助于个体更深入地理解工作意义，还能使个体拥有更加持久的工作动力(Milliman et al., 2003;Moon et al., 2020)。

    工作场所精神性(workplace spirituality)是个体在工作背景下的一种超越性体验，通过工作过程提升工作意义与目的、培养与他人之间的联系感来丰富个体的内心生活体验，实现个体内在心灵需求与工作意义的互动、自我与组织的融合，从而提升个体的心灵层次，实现个体的成长与进步(王明辉 等, 2009)。工作场所精神性能够从工作意义感、团体感、组织价值观一致这三个方面改善个体的内在动机，对下级主动行为产生积极影响(李欣玲 等, 2018)。具体来说，工作场所中个体精神性需求的满足能使其体验到意义感和价值感，激发内在动机，进而采取主动行为改良工作程序(Moon et al., 2020)。同时，个体在团队内部形成的强烈归属感以及与组织一致的价值观也有助于提高个体的组织承诺(Jeon & Choi, 2021)，促使其做出有利于团队和组织运作的主动行为。

    在组织情境中，上级在工作场所中的表现会在潜移默化中对下级产生影响，上级和下级的工作场所精神性可能存在复杂的联系(崔遵康 等,2022)。因此，研究过度偏重一方的工作场所精神性对主动行为的影响而忽略双方的相互作用(李欣玲 等, 20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