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 曌 季顺鑫 刘 拓,3

    (1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天津师范大学心理与行为研究院，天津 300387) (2 天津师范大学心理学部，天津 300387) (3 学生心理发展与学习天津市高校社会科学实 验室，天津 300387)

    1 前言

    近年来，随着网络和电子通讯设备逐渐普及，我国网民体量愈发庞大，截至2022 年12 月，我国网民规模为10.67 亿，其中通过手机上网的比例为99.8%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23)。随之而来的是过度使用手机的人数增多，从而导致问题性的手机使用行为(Bianchi ＆ Phillips,2005)的大量出现，也有研究者将这种行为描述为手机依赖(Toda et al.,2008)、手机成瘾(Chóliz,2010)等不同概念。问题性手机使用(problematic mobile phone use,PMPU)是指人们不受控制或过度使用手机从而对日常生活产生 负 面影响(Billieux,2012; Liu et al.,2022)，如学习或工作效率降低(Liu et al.,2020)、睡眠质量下降(Cui et al.,2021)、抑郁(Ivanova et al.,2020)等。研究者持续关注有问题的手机使用行为带来的不良影响(Busch ＆ McCarthy,2021; Cebollero-Salinas et al.,2022; Przepiorka et al.,2023; Shin ＆ Kim,2023)，而研究的前提是对PMPU 进行准确的评估。

    迄今为止，国内外研究者编制了多种测量PMPU 的工具，这些工具的命名和维度架构各有不同，但都可以作为问题性手机使用的评估工具。通过对大量问题性手机使用行为的评估工具进行回溯，可以发现一些共同点。首先，大多数量表工具的题目数量超过20 个，但都是用总分来反映问题性手机使用行为的程度。例如，陈欢等(2017)根据中国本土化情况编制的成年人智能手机成瘾量表(Smartphone Addiction Scale for Chinese Adults,SAS-CA)，共26 个题项；Lin 等(2014)编制的包含26 题的智能手机成瘾量表(Smartphone Addiction Inventory,SPAI)。多个题项尽管可以增加测验的信度，但可能会带来被试的疲劳问题，同时也不利于较大规模的调查研究。其次，尽管各个量表设计了不同的维度，但各量表维度的重合度是非常高的。例如，熊婕等(2012)编制的适用于中国大学生群体的大学生手机成瘾倾向量表(Mobile Phone Addiction Tendency Scale,MPATS)包含戒断症状、突显行为、社交抚慰等维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