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子”发作时伤及自己，才远远避开我的。我每夜孤守这间大大的“空房”，既害怕又难过，但这些已远不能刺激我的神经。凭着一股拼命向前、向上的狠劲，我在第一学期全部4门功课的考试中，一举夺得三个满分，一个98分的全班最好成绩。那7位女同学也相继搬回原来的宿舍，与我重新融成了一个和谐又快乐的小团体。毕业后，我成了村里的一名医生。

    1970年8月，一位年轻的下放干部悄悄走进了我的生活。他毕业于北京大学，工作单位在国家农业部，在我们这个小县城实在算得上一个“大人物”了。但面对他一次又一次的求婚，我总是予以婉拒。他问急了，我只好实话实说：“我与你地位悬殊，又是一个曾经患过精神分裂症的人，我们结合很不现实。”他立即反驳：“爱是不讲地位的，需要的是心心相印；你患过精神病没错，可你现在是靠自我战胜病魔的女人，只能会比一般女人更坚强。我是打内心里爱你敬佩你啊!”我当即为他出了一道难题，让他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把我父亲从做苦力的“黑帮”堆里解救出来。我身患肝硬化的父亲，当时受的是政治迫害，放他出来势必要冒很大的风险。没想到，父亲第二天就回到了家里。我对此十分感动，很快与他确定了关系，并于当年冬天在县城当时最好的一家旅馆举行了简朴而隆重的婚礼。

    1971年，丈夫下放期满，我跟他去了北京，但不久，他又被下放到河南农村，而我为了照顾正在患病的母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