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生转换：器官捐献协调员的艰难劝捐路(1)
在她看来，这些人从来都没有去世
对于一个生者来说，身故后，是选择“全身而退”，还是选择通过另一种方式使生命得到延续和升华？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大部分人选择了前者。
据卫生部统计，2003年我国“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数字是零，经过多年的努力,目前我国每百万人捐献率仅为3%，器官移植与器官捐献之间的供需矛盾突出。
深圳市红十字会是全国第一个参与开展人体器官捐献工作的基层红十字会，在深圳打工的外来人员高敏当时还只是一名深圳市红十字会的无偿献血志愿者。2008年，她正式转为器官捐献协调员。4年来，高敏一直负责向有捐赠意愿的器官捐献志愿者们及其家属宣传器官捐赠知识、协助捐献者生前签署志愿书、故去后回收器官直至遗体火化。
最初，她到医院里进行宣传工作，希望与一家医院商量，在重症监护室旁放置一个器官捐献的宣传栏。这位医院的工作人员吓得连连摆手，“把身体上的器官捐出去，那不成了一具空壳，到了下面，连阴亲都没法结”。还有一次，一名捐献志愿者的家属给高敏拨打电话，见面后，对方怎么都不相信高敏的身份，高敏给他看了身份证、志愿者证以及深圳市的道德楷模证书，最后连媒体的报道都成了高敏证明自己身份的证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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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工作的开展，慢慢的人们已经不像最初那么排斥她的工作了。一般情况下，只有在捐献器官志愿者及其家属都同意的情况下，高敏才会介入开始协调工作。在与家属的沟通过程中，渐渐让其了解生命延续的意义。在从事这项工作的过程中，高敏渐渐与医院的护士和医生熟识，有的时候医院的护士也会问高敏，“你这样天天接触死人，不害怕吗？晚上会不会做噩梦啊？”
“不怕”，在高敏看来，这些人从来都没有去世，他们都是睡着了的好人。
作为器官捐赠者家属与接受捐赠的医院之间的协调人，他们要宣传器官捐赠知识，协助回收器官直至遗体火化，他们还要陪捐赠者走完人生最后一段路程。完整的遗容对捐赠者和他们的家属都非常重要。推入手术台，家人不能再进去。手术室里，是器官协调员陪着他们走这一程。 默哀、拍照片、记录被取走的器官、看着他们被重新缝合、为捐献角膜者装上义眼……
“也许儿子还能以另一种方式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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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德珍决定捐出儿子的器官，她希望有一个孩子可以带着儿子身体的一部分长大 。
这段历程常常从医院的ICU(重症监护病房)开始。因为器官移植手术对器官新鲜性的要求，捐赠成功者多是突发性脑死亡。例如交通意外，脑溢血。他们无自主呼吸，仅靠呼吸机维持。
10岁的田干躺在ICU里面4个多月后，他的母亲袁德珍拨通了高敏的电话。
高敏的惯常打扮是，白色T恤，上面印有红十字会志愿者的标志，后背垫一条白色毛巾吸汗；几十斤重的双肩背包，里面是有关器官捐赠的资料。 器官协调员的电话印在红十字会器官捐献的宣传册上。高敏24小时开机等待着捐献器官的电话，每个电话背后都有一个沉重的故事。
在袁德珍给高敏打电话之前，她甚至不知道什么叫遗体。器官捐献书上有遗体这个选项，这个来深圳打工的农村妇女，怯生生地问，“遗体是什么？” 最终她捐出了儿子的所有器官。2012年1月，袁德珍的丈夫和儿子遭遇车祸。丈夫当场去世，儿子田干一直昏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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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想着会有奇迹。” 袁德珍每天给田干翻身、擦洗，说说以前一家五口开心的事。田干没有任何知觉，“身子摆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
诊断结果是脑死亡，医生劝袁德珍放弃，但她不愿放手这最后的寄托。直到听说同病房女孩黄圆圆脑死亡后，她的父亲黄宏林捐出了她的器官，袁德珍突然觉得，也许儿子还能以另外一种方式活着。
袁德珍问，能不能把器官捐给小孩子？她希望有一个孩子可以带着田干身体的一部分，一点一点长大。“替田干看看这个世界，替他活下去。”
她终于走到了手术室前。袁德珍在走廊里，把田干从头摸到脚，再从脚摸到头。她一直记得田干露出的脚趾冰凉的触感。
高敏说，在深圳的器官捐献者常常都是外地的打工者。他们想得很简单，就像袁德珍说的，我失去过亲人，不想让别人受那种疼。她说，“高大姐，那种疼太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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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最艰难的割舍
“我的宝贝儿子不幸去世，因为无法抢救是他的命运。但全国不知有多少患者(可以救治)却得不到有效救治，不知有多少患者因 缺少必要的器官来接引再生。我儿子钟腾瑜的遗体中若有什么器官能够救治患者的话，我愿意将他全部器官捐献。这样我知道我儿子某部分肉体还活在世上，让那些患难者起死回生，我的心灵就会得到安慰。我也希望全国所有的遇难者都捐出有用的器官来拯救广大的患者，让他们都起死回生，那就好了。”这就是广西省融安县东起乡崖脚屯，钟腾瑜的父亲钟瑞芳2012年6月8日给中国红十字会的一封信 。
2012年6月9日，45岁的钟腾瑜躺在手术台上。头一侧的呼吸机像肺叶一样一张一合，这是他和世界仅剩的联系。
他已经脑死亡。绿色的消毒布覆盖全身。一分钟的默哀后，钟腾瑜的心脏、肝、肾、角膜被陆续取出。隔壁的手术室里，四名病人等待着钟腾瑜赋予的重生的机会。深圳的器官协调员彭宣祥见证了整个过程。这是在他手中成功的第29例器官捐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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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官协调员和家属的第一次见面至关重要。一个微小的细节就可能改变家属的选择。
在这样伤痛的时刻，他们会变得敏感。高敏见到袁德珍第一句话是，“妹妹我会帮你。”袁德珍一下觉得有了点依靠。 因为是女性，高敏会更感性，她有时候会搂着家属哭。
而彭宣祥习惯的方法是，当去见一群家属时，彭宣祥会去找“说话能当家的”，因为说服他事情就好办了。彭宣祥发现，往往家属越多说法就越多，在场的家属越少越容易劝说成功。
深圳另一位器官协调员高正荣，则更愿意去解释清楚捐献者能得到什么，让家属来权衡决定。他常说一句话，“你们能得到整个社会的尊重。” 但即便是最开明最坚定的家属也往往无法预料，这种割舍会遭遇内心一次次反复。
黄圆圆的父亲黄宏林，在女儿ICU病房外的长椅上住了将近一个月。他天天对着红十字会的捐献材料，“一遍遍地看，一遍遍地发愣。”, http://www.100md.com
对于一个生者来说，身故后，是选择“全身而退”，还是选择通过另一种方式使生命得到延续和升华？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大部分人选择了前者。
据卫生部统计，2003年我国“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数字是零，经过多年的努力,目前我国每百万人捐献率仅为3%，器官移植与器官捐献之间的供需矛盾突出。
深圳市红十字会是全国第一个参与开展人体器官捐献工作的基层红十字会，在深圳打工的外来人员高敏当时还只是一名深圳市红十字会的无偿献血志愿者。2008年，她正式转为器官捐献协调员。4年来，高敏一直负责向有捐赠意愿的器官捐献志愿者们及其家属宣传器官捐赠知识、协助捐献者生前签署志愿书、故去后回收器官直至遗体火化。
最初，她到医院里进行宣传工作，希望与一家医院商量，在重症监护室旁放置一个器官捐献的宣传栏。这位医院的工作人员吓得连连摆手，“把身体上的器官捐出去，那不成了一具空壳，到了下面，连阴亲都没法结”。还有一次，一名捐献志愿者的家属给高敏拨打电话，见面后，对方怎么都不相信高敏的身份，高敏给他看了身份证、志愿者证以及深圳市的道德楷模证书，最后连媒体的报道都成了高敏证明自己身份的证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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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工作的开展，慢慢的人们已经不像最初那么排斥她的工作了。一般情况下，只有在捐献器官志愿者及其家属都同意的情况下，高敏才会介入开始协调工作。在与家属的沟通过程中，渐渐让其了解生命延续的意义。在从事这项工作的过程中，高敏渐渐与医院的护士和医生熟识，有的时候医院的护士也会问高敏，“你这样天天接触死人，不害怕吗？晚上会不会做噩梦啊？”
“不怕”，在高敏看来，这些人从来都没有去世，他们都是睡着了的好人。
作为器官捐赠者家属与接受捐赠的医院之间的协调人，他们要宣传器官捐赠知识，协助回收器官直至遗体火化，他们还要陪捐赠者走完人生最后一段路程。完整的遗容对捐赠者和他们的家属都非常重要。推入手术台，家人不能再进去。手术室里，是器官协调员陪着他们走这一程。 默哀、拍照片、记录被取走的器官、看着他们被重新缝合、为捐献角膜者装上义眼……
“也许儿子还能以另一种方式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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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德珍决定捐出儿子的器官，她希望有一个孩子可以带着儿子身体的一部分长大 。
这段历程常常从医院的ICU(重症监护病房)开始。因为器官移植手术对器官新鲜性的要求，捐赠成功者多是突发性脑死亡。例如交通意外，脑溢血。他们无自主呼吸，仅靠呼吸机维持。
10岁的田干躺在ICU里面4个多月后，他的母亲袁德珍拨通了高敏的电话。
高敏的惯常打扮是，白色T恤，上面印有红十字会志愿者的标志，后背垫一条白色毛巾吸汗；几十斤重的双肩背包，里面是有关器官捐赠的资料。 器官协调员的电话印在红十字会器官捐献的宣传册上。高敏24小时开机等待着捐献器官的电话，每个电话背后都有一个沉重的故事。
在袁德珍给高敏打电话之前，她甚至不知道什么叫遗体。器官捐献书上有遗体这个选项，这个来深圳打工的农村妇女，怯生生地问，“遗体是什么？” 最终她捐出了儿子的所有器官。2012年1月，袁德珍的丈夫和儿子遭遇车祸。丈夫当场去世，儿子田干一直昏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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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想着会有奇迹。” 袁德珍每天给田干翻身、擦洗，说说以前一家五口开心的事。田干没有任何知觉，“身子摆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
诊断结果是脑死亡，医生劝袁德珍放弃，但她不愿放手这最后的寄托。直到听说同病房女孩黄圆圆脑死亡后，她的父亲黄宏林捐出了她的器官，袁德珍突然觉得，也许儿子还能以另外一种方式活着。
袁德珍问，能不能把器官捐给小孩子？她希望有一个孩子可以带着田干身体的一部分，一点一点长大。“替田干看看这个世界，替他活下去。”
她终于走到了手术室前。袁德珍在走廊里，把田干从头摸到脚，再从脚摸到头。她一直记得田干露出的脚趾冰凉的触感。
高敏说，在深圳的器官捐献者常常都是外地的打工者。他们想得很简单，就像袁德珍说的，我失去过亲人，不想让别人受那种疼。她说，“高大姐，那种疼太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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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最艰难的割舍
“我的宝贝儿子不幸去世，因为无法抢救是他的命运。但全国不知有多少患者(可以救治)却得不到有效救治，不知有多少患者因 缺少必要的器官来接引再生。我儿子钟腾瑜的遗体中若有什么器官能够救治患者的话，我愿意将他全部器官捐献。这样我知道我儿子某部分肉体还活在世上，让那些患难者起死回生，我的心灵就会得到安慰。我也希望全国所有的遇难者都捐出有用的器官来拯救广大的患者，让他们都起死回生，那就好了。”这就是广西省融安县东起乡崖脚屯，钟腾瑜的父亲钟瑞芳2012年6月8日给中国红十字会的一封信 。
2012年6月9日，45岁的钟腾瑜躺在手术台上。头一侧的呼吸机像肺叶一样一张一合，这是他和世界仅剩的联系。
他已经脑死亡。绿色的消毒布覆盖全身。一分钟的默哀后，钟腾瑜的心脏、肝、肾、角膜被陆续取出。隔壁的手术室里，四名病人等待着钟腾瑜赋予的重生的机会。深圳的器官协调员彭宣祥见证了整个过程。这是在他手中成功的第29例器官捐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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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官协调员和家属的第一次见面至关重要。一个微小的细节就可能改变家属的选择。
在这样伤痛的时刻，他们会变得敏感。高敏见到袁德珍第一句话是，“妹妹我会帮你。”袁德珍一下觉得有了点依靠。 因为是女性，高敏会更感性，她有时候会搂着家属哭。
而彭宣祥习惯的方法是，当去见一群家属时，彭宣祥会去找“说话能当家的”，因为说服他事情就好办了。彭宣祥发现，往往家属越多说法就越多，在场的家属越少越容易劝说成功。
深圳另一位器官协调员高正荣，则更愿意去解释清楚捐献者能得到什么，让家属来权衡决定。他常说一句话，“你们能得到整个社会的尊重。” 但即便是最开明最坚定的家属也往往无法预料，这种割舍会遭遇内心一次次反复。
黄圆圆的父亲黄宏林，在女儿ICU病房外的长椅上住了将近一个月。他天天对着红十字会的捐献材料，“一遍遍地看，一遍遍地发愣。”, http://www.100md.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