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一浮的文化典范意义(下)
马一浮的学问是“达道之学”学问有各种分类的方法人文的,社科的,史的论的,哲学的,艺术的等等。就学问和道“的关系,也可以分作”达道之学和“非达道之学”。中国现代学者中由于受西方实证主义和工具主义的影响,很多都是不能“达之于道”的学问。我们把西方的教育体制照搬过来,一个很大的遗漏,就是道的丢失。
我们的传统教育方式包涵有传道的内容,所以韩愈的《师说》开头便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你看,传道是第一位的。但是现代的知识主义的教育却不再担负传道的职责。有人也许会发出疑问说西方的教育不是也不传道吗?我们为什么还要感到遗憾,其实西方并非不讲传道,只不过另有系统,他们的宗教设施专门负有此项使命这种情况下现代学者的为学而能“达之于道”是越来越少了。
很多学人只讲“证据,不讲证悟”。只满足于知,而缺少识按《说文》段注识常也“的“常是意”字之误应作识意也”。而“意”,则是“心之所存”。如果要做到不仅有知,而且有识,就需要用心“去‘体究或者证悟经过证’悟”,才会有智慧产生。智是明理慧就是悟。
马一浮先生的学问,是与道体合一的学问。他认为一个人吸取知识不仅需要“学习而且需要,涵永体究”,不仅要“格物致知”,而且要穷理尽性,不仅是道问学“而且是尊德性”。他主张把“德性之知置于闻见之知”之上。有德性之知学者才有可能秉持大智慧。这样的学问态度,显然和通常所谓求知的学问是相区别的。求知的目的是为了探求真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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